谢冰莹：两度从军再从文的“新花木兰”(2)

　　次日，1937年10月4日的上海《立报》，就这样把一个女兵的抗战生活，通过记者专访报道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展示了出来。这一份80年前旧报纸的字里行间，无一不流露着一位抗战女兵的乐观与自信，仅此一点，恐怕也足以令当时那些听着唱片机、穿着高跟鞋，还在为生计与社交绞尽脑汁的上海太太小姐们惊愕不已。

　　感慨战后生活艰难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统一抗战，中国终于将侵略者彻底击败，在浴血奋战中终获胜利。继上海专访九年之后，“新花木兰”随军凯旋之际，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再次拿起小本，追随而来，还是要她忆述一个女兵的抗战生活。

　　1946年8月11日、12日，北平《世界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连载题为“谢冰莹谈抗战生活”专访报道。报道首先提及了谢冰莹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两次身患“险症”而最终脱险的惊险历程。

　　原来，因文笔出众又善于沟通，台儿庄战役之际，李宗仁曾请谢冰莹暂时出任随军记者。可就在此时，因盲肠炎发作，不得不卧病在床了。当时战地没有手术设备，不能医治。就连战地医生也只是说：“只有看着你死。”谢冰莹回忆称，当时“她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动也不敢动。连喝牛乳，都要用管子送到嘴里。那时她心里难过万分。那知养了一个来月，竟全好了。”

　　凭着幸运，谢冰莹在台儿庄战地上，侥幸“自愈”了盲肠炎。可后来，回到重庆割治时，又发现了肠梗阻的危险。还是凭着幸运，仍然“自愈”了。经历了盲肠炎与肠梗阻的两次奇迹般的“自愈”之后，谢冰莹一路艰险走来，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战后复员的生活与家庭生计如何重新筹划，自己的写作生涯又如何规划等等，一系列近期与远期的个人问题，接踵而至，并不比一位抗战女兵的战地生活轻松多少，甚至还要更为复杂与艰难。

　　如果说在前线的抗战生活，主要内容就是与敌军和病魔的殊死较量，而抗战胜利之后的家庭生活，主要内容则是为养家糊口的生计问题全力以赴。当然，从女战士、女作家到家庭妇女的角色转变，谢冰莹仍以一贯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去坦然面对，并竭尽全力。

　　彼时，谢冰莹已育有三个子女，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可想而知。报道中有很形象的描述，仅仅一小段话语，“新花木兰”此刻的生活压力便跃然纸上：

　　“她这次由汉口来平，是早晨六点半上飞机。她的三个孩子，有两个还在睡着，一个在床上坐着，孩子不知道她要离开些天。她说：假若知道，不定要怎样麻烦，不让她来。”

　　至于谈到谢冰莹一直擅长也很有成就的写作事业，她慨叹着说：“我那里有工夫，要编稿子，要写东西，还要在家里洗衣服、做饭，给小孩缝缝补补。不写东西，不能生活……”记者听到这样的话语，一开始不大相信。后来又听到谢冰莹为之解释说：“现在在汉口写稿子，每千字，多者不过四千元。这点点钱，要怎样写，才能生活？”记者在报道中就为之明确表示，“听了心里一阵辛酸，不知想要向她说句什么话。”

　　乍听之下，谢冰莹透露给记者当时的稿费标准——每千字最高4000元，感觉并不算太低，须知，这一稿费标准的结算货币单位，是抗战后已经大幅贬值的法币，的确是相当低的。至于低到什么程度，不妨就直接翻阅刊发此次专访的《世界日报》，该报当时每天都设有“经济天地”栏目，专门报道每天的市价变化。

　　据载，1945年8月11日当天，一枚银元可兑换法币1100元，美钞一元可兑换法币2490元；白面每斤420元，大米每斤740元。由此可见，4000元法币在当时仅可兑换3枚银元，可购白面10斤左右，大米则只能购买5斤左右。如此之低的稿费标准，要抚育三个孩子实在是相当困难的；难怪谢冰莹四处奔忙，从武汉飞赴北平，再转赴东北，为搜集沦陷区新文学资料，以备撰稿谋生。

　　“新花木兰”一生作品频出

　　1949年之后，谢冰莹在台湾任教，后又迁至美国旧金山以度晚年。2000年1月5日，谢冰莹在异国他乡溘然长逝，享年93岁。一段“新花木兰”的传奇，就此悄然落幕；但关于她的从军故事，关于她的抗战生活，还将长久流传下去，还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据不完全统计，谢冰莹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80余种、近400部、2000多万字。仅抗战期间完成的作品就有《从军日记》《在火线上》《军中随笔》《第五战区巡礼》《梅子姑娘》《冰莹抗战文选集》《姊妹》(短篇小说集)、《写给青年作家的信》(写作指导)、《在日本狱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