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2)

　　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天文学体系缺乏认知，他们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傲慢态度和错误评述，导致西方至今仍认为“是耶稣会传教士将天文学传入中国的”

　　从公元前5世纪到1911年的清朝末年，中国历代的天文学家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详细且精确地记录着几乎所有曾经发生的天象。他们为此制造出叹为观止的精密天文仪器，同样留给后世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然而，这样一座天文学宝库却没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令人费解的是，这些遗产在西方鲜为人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科学史学家忽略。究其原因，《4000年中国天文史》一书认为，这与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科技和文化的误读有着直接关系。

　　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中国逐步放开海禁，同时允许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传教士很快发现天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且意识到要获得朝廷的认可，天文学可能是比神学更加有效的工具。而此时的欧洲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短短的几十年间爆发了以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布拉赫的天文观测成果，以及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新发现为代表的科学革命。欧洲的传教士们尝试将这些知识引入中国，他们在历法制定、日食预报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也让朝廷对欧洲的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644年清军入关，新的统治者担心天象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转而向耶稣会传教士寻求帮助。先有汤若望承担钦天监“历法治理”工作，开启中国历史上外国人负责天文机构的先河；后有南怀仁主持天文仪器制造，给中国数千年的天文成就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漫长的天文研究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们建立了一套有别于欧洲的知识体系。例如，赤道圈是依据太阳的视运动划分的，即划分为365.25度，对应的每日太阳的平均视运动为1度，这与欧洲采用360度的六十进制的西方传统相斥。显然，这种对赤道的划分方式让那些接受过古希腊天文学传统训练、习惯了黄道坐标系的传教士迷惑不解。同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将1度划分为100分，而不是60分，这同样让欧洲传教士感到困惑。

　　面对这种全新的知识体系，欧洲传教士没有进行观察学习，反而抱着傲慢的态度，肆意践踏。1600年，作为第一位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看到了自元朝起就已经被使用的天文仪器，包括一座圭表、一台浑仪和一台浑象。他起初感叹“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欧洲所能看到的类似东西”。但很快，利玛窦就确信这些有别于欧洲的天文仪器存在种种“缺点”，于是记录道：“北京有一座中国数学家的学院（即钦天监），南京也有一座，它们之所以闻名，只是由于其辉煌的建筑，而不是天文学家的学问。因为他们不具备太多的学识，更没有任何科学上的造诣。他们不过是依据前人的方法不停地修订节气和历书而已。”

　　1669年，当康熙皇帝要求南怀仁改进天文仪器时，后者同样没有去了解中国传统仪器的特性，而是简单地采用他认为更合适的西式仪器。南怀仁借鉴第谷·布拉赫在其著作《机械学重建的天文学》中的设计，制造了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等六台新仪器，并在随后出版的著作《灵台仪象志》中强调了它们与传统中国仪器相比“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南怀仁移除了中国传统的赤道仪器，从而使中国的天文学倒退了数百年。中国人在赤道坐标仪器上的创新和成就，最终因为欧洲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而被人遗忘。更令人唏嘘的是，到了18世纪，后续来此工作的耶稣会传教士一举销毁了那些被南怀仁移除的传统仪器，只为确保西洋天文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令人钦佩的是，这样一个从未与欧洲有过关系的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医学、伦理学、数学、天文学、算数，以及机械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取得几乎与我们相同的成果。”在利玛窦这段“褒奖”中，我们可以读到耶稣会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傲慢。在那些传教士的观念里，欧洲才是这个世界当仁不让的“强者”，其他文明唯有借鉴欧洲，才可能取得成就。更加可笑的是，在他们看来中国“几乎与我们相同的成果”，早已被证明远在欧洲之上。耶稣会的这种傲视态度是长期存在的，以至于西方世界至今仍认为“是耶稣会传教士将天文学传入中国的”。而事实上，中国在包括天文学在内的许多领域，都比欧洲更为先进、更具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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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里的天文学

　　汉语是现存最早的语言文字之一。一些汉字的构造也表明了天与人的密切联系，反映出古人对宇宙概念更为深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