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3)

　　汉字“人”非常简洁，有着强有力的步伐感。为了表示“大”，汉字在“人”上面多出了标志性的一横，说明具备领导的属性。在“大”字上再加上一横，就是“天”，即在“大”人物之上又多了一层担子，囊括了上天与人的两重含义，在天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古代的君王就是这种联系的中间人，基于此，中国还诞生了“天下”和“天子”的概念。

　　一些基本的天文学术语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这些现象的深刻观察。甲骨文中表示太阳的符号由一个圆内加一个点组成，这一神秘的符号可能暗示着中国人早期对太阳黑子的观察。令人惊讶的是，如今所有天文学家使用的太阳符号，竟然和中国甲骨文中的太阳符号一模一样。

　　对另外一些术语的分析可能会令人更加惊讶。表示空间的“宇”如果去掉上面的部首，下面的“于”就与空间结构的运动有关。与此相似，“宙”字是对时间的溯源。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宇宙”，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宇宙便是“时空”。早在战国时期，尸佼就有“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论述。要知道，欧洲完全理解这个概念，是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

　　◆马王堆汉墓的古彗星图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两件古老的天文学文献。其中之一便是专门描绘天象和气象的《天文气象杂占》。

　　《天文气象杂占》长约1.5米，分为六列，包括250幅图画，如云气占、日占、月占、星占，以及掩星和彗星等。其中，关于彗星的这部分图的内容令人眼花缭乱，包含了29幅精心绘制的彗星图像，另有两幅已经残损。每幅图都附有一个特定的彗星名称和一段占验释文，如“17号彗星：‘是是蒿彗，兵起，军几（饥）。’”“29号彗星：‘翟星出，日（春）见孰（熟），夏见旱，秋见水，冬见小兵战。’”更加叹为观止的是，《彗星图》还根据彗星的不同形态对它们进行了分类：既有单尾彗星，又有多尾彗星；彗尾或为集中状，或为发散状；有的彗尾为直线，有的则为曲线。分析表明，当时的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彗核和彗尾的数量，以及它们外观的不同，并据此进行了分类。

　　通过对帛书《彗星图》中的彗星名称和特征进行分析，历史学家发现这些彗星图并非完成于汉朝，而是可能完成于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346年的某个时期。马王堆的这份彗星帛书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欧洲直到16世纪，才有能与之媲美的彗星图。

　　◆莫高窟的敦煌星图

　　在那些包含了佛教经卷、医学历法等内容的卷轴里，一幅全天星图成为莫高窟藏经洞中最珍贵的文献之一。敦煌星图全部为手工绘制，使用了不同颜色的油墨，整幅卷轴长约4米、宽25厘米，纸张的厚度不超过0.04毫米。星图中绘有1300颗星，被分成257个星官，包括12幅以天赤道为中心的连续方图和一幅绘有环绕北极区域的恒星的原图。全图以赤道为中心，天空则被自东至西分成12幅跨度约为30度的方图，分别代表一年12个月的中天星象。每幅星图的左边都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该月的七十二侯、十二辰次，以及分野等信息。在每幅星图的底部还有一段文字，介绍了这个月太阳所处的宿度及昏旦中星等内容。

　　从敦煌星图来看，中国的星官体系与欧洲的星座传统完全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星官体系中，星空被划分得更加细致，以至于星官数量达到257个，有时甚至单独的一颗星也能成为一个星官。如此详细的划分方法，有助于在没有坐标线的情况下提供更为精确的位置标记，甚至仅通过一些尺度较小的星官名称，就可以确定某天象在天上发生的具体位置。

　　研究认为，敦煌星图完成于大约公元650年，其作者极有可能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李淳风。这是已知最古老的全天星图，是天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

　　◆宋朝的客星记载

　　宋仁宗在位的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农历五月刚刚开始。巳丑日这天，在开封司天监的观象台上，天文学家杨维德发现天关星附近有一种奇怪的光芒。这种光芒如此强烈，甚至当太阳跃出地平线时，仍可以看到它的存在。杨维德断定，此时出现的这颗亮星应该是“客星”。他记下了这一特殊天象，并且一直关注着这颗亮星，直至两年后它消失于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