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女儿为父作传：质疑历史的史学大师(2)

　　顾颉刚与胡适的友谊也源自于北大的这段求学经历。顾颉刚在一番努力后，考上了北大本科中国哲学门(后改为哲学系)学习。当时的北大仍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学生大多是京城的官宦子弟，企图耗到毕业借门路混个一官半职。然而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长后，整个北大的风气开始改变了。当时在陈独秀的引荐下，在美留学攻读博士的胡适回国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修辞学的课程。此时顾颉刚正好升到大二，初见这个二十七岁的教授时就已经被震撼到了，胡适也为他们带来了全新的风气。

　　本来胡适接替陈汉章讲课，班上一些年纪比胡适大的学生早就不服气了。胡适一上来讲中国哲学直接从周宣王开始，之前的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则直接跳过，这让习惯了传统教学的学生们都惊呆了下巴，没少讥讽胡适。胡适抛弃了京师大学堂旧有的教学方法，以西方的学术系统为学生们讲课。顾颉刚当时就非常喜欢胡适这种教学方式，他觉得之前那些老先生只会提供无数资料，却不会从中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胡适的课，恰恰能满足顾颉刚的求知欲，以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富了顾颉刚的见识。

　　当时顾颉刚与同一寝室的室友傅斯年，经常在闲暇时间交流心得，他常常提起胡适的课，并邀请外系的傅斯年一同去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在听过之后，也非常赞赏，与顾颉刚一同成为了胡适的弟子。胡适在初到北大时，心里也虚，他发现这里不少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其中就包括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因此，胡适也在努力增长自己的学识，与这些“学生们”也多多沟通交流，日后他们彼此成为了亦师亦友的好朋友。胡适不迷信权威，愿意质疑一切的态度，也影响到了顾颉刚，让他的学术思考走向了全新的道路，展开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

　　《古史辨》的由来

　　《古史辨》这部顾颉刚经典著作的由来，与一场中国学术界的大论战有关，顾潮借着各种资料为我们还原了这场争议。1922年12月，顾颉刚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专任编辑，当时的他与教育家叶圣陶一起编当时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基本上除了编辑教科书以外，其他的事很少。因此，顾颉刚就有了大量的空闲，用于研究古史和古籍。

　　在基于《尚书》、《诗经》、《论语》的古史观比较中，顾颉刚发现尧舜禹的历史次序似乎有问题，他在研究总结中发现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当时顾颉刚就提出了假设，越是存在时代晚的人物，相反在历史中越是排在前面。这个疑惑一直在他心里盘旋，在与钱玄同的书信中他便将自己的疑惑和观念抛出来讨论。

　　当时钱玄同的回信给予了顾颉刚莫大的鼓舞，不光回答了他的疑问，还谈到了自己得到的新材料，这让顾颉刚感到了兴奋，于是专门抽出了一整天写了一封答信，基本上将他这一年多以来积累的古史见解作了一番系统的总结。恰逢此时，胡适来到上海治病，他在北京办的《读书杂志》一时群龙无首，恰好顾颉刚可为以所托，便交由他代编。顾颉刚在组稿时，想到了给钱玄同的回信，不知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古史研究思路的，便借这个机会将信中讨论古史的一部分加上按语，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为题，刊登在《读书杂志》上。这也是顾颉刚首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顾颉刚希望文章的发表可以使古书辨伪成为风气，然而他与钱玄同一来一往的讨论，不光引起了读者的注意，甚至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里传统的观念是不可能被质疑的，然而听到顾颉刚的观点，被视为中华儿女始祖的人物不存在，仅仅是传说中的人物，这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哗然。尤其是他提出的一种假设“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的意见，被人们简化成“禹是一条虫”，从而成为学界同仁嘲笑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