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的客厅”最后时光：1952“院系调整”前后的林徽因(3)

　　编写组由梁思成亲任组长，每个老师分时代编写，赵振之写元代的，莫宗江写辽代的，刘致平写更早期的。林徽因不是编写组成员，但一直参加编写组的活动。1953年五六月间，楼庆西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编写组每周在梁家客厅开一次汇报会。开会时，林徽因就在隔壁卧室的床上“垂帘听政”。她说话声音不太大，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梁思成就跑进去问，再出来转达她的意见。

　　营建系第一班学生朱自煊曾回忆，最初系务会在梁家开，林徽因总是隔着过道喊“思成”，梁思成马上赶过去。时间一长，难免产生了一些问题。大家决定日后系务会改在系里开，并派朱自煊去跟林徽因谈。林徽因十分委屈，朱自煊反复强调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身体健康，但也很难抚慰她的不平，最后只好到对面把金岳霖搬来解围。

　　除了在组里当“小秘书”、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楼庆西还领到了两个任务：一是绘制建筑史里所有的插图，二是拍摄古建筑照片。这对他这个刚毕业的助教来说，是不轻的负担。

　　秦汉两代的宫殿建筑群早已荡然无存，如何表现建筑纹饰是一个难题。楼庆西回忆，当时梁、林指导说，建筑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大型工艺品，因此可参考玉器、铜器等器物上的花纹来表现建筑纹饰。

　　每隔一阵，楼庆西就要去梁家请梁思成批改审核所绘建筑。事实上在家的只有林徽因，因而她渐渐成了审查图纸的唯一老师。

　　每次去时，林徽因坐在床上，后面垫一个枕头和被褥，手里拿着一块小木板，边看图边给他改。

　　有一阵楼庆西在临摹铜器上的饕餮纹和漆器上的云纹，林徽因看了以后说，你画这些图纹，一定要知道它的来历。比如青铜器是灌注出来的，所以上面的花束是有棱有角的，是硬线条的；而漆器是用毛笔画出来的，线条就比较柔软飘逸。

　　当时林徽因正带着工艺美术组的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研究敦煌壁画图案，她以敦煌图案为例告诉楼庆西，忍冬卷草纹原是古希腊罗马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经西域传入中国后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敦煌石窟是沙石质，不能在其上雕刻线条，只能手绘，而且绘制这些卷草纹的中国工匠对罗马卷草不熟悉，熟悉的是中国艺术里的龙纹、云纹，这样就在唐朝逐渐融合成了标志性的“唐草”。

　　2014年3月，楼庆西偶然在一堆老图纸中发现了一篇名为《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的手稿，稿子没有署名。楼庆西发现，其中一些内容，六十多年前林徽因就曾和他谈过。他从内容和字迹两方面考证出，这篇小题目大视野的论文，作者正是林徽因。

　　把敦煌元素应用到景泰蓝上

　　1953年时，常沙娜出入梁家已快两年了。

　　对于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形，她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51年4月，她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刚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中断学业回国不久，在帮着父亲常书鸿筹备在北京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这是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举办的，展出了父亲领导的敦煌研究所临摹的所有壁画摹本、六朝写经、唐代绢画等。

　　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来看展览。梁思成个子不高，远没有常沙娜想象的那么魁梧，给她的印象是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林徽因气质高雅，但已经病得非常瘦弱，平时几乎不能出家门，却执意要来看展。展览是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的。午门城楼很高，无论谁来看展览都得沿着高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去，林徽因走两步就得歇一歇。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进展厅就呆住了，梁思成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徽因清秀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研究所的临摹品都是原大的，敦煌石窟各个朝代的壁画画幅本来就很大，那么多摹本集中展示，令人震撼的敦煌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两人不是走马看花，而是如饥似渴地逐一观看，在壁画摹本前停留最久。后来两人分开各自看，中途梁思成几次走过来提醒林徽因：“徽因，你休息一会儿。”

　　梁思成问常沙娜：“你小时候也在那里临摹壁画？”常沙娜说是的。林徽因问她，现在有工作了吗，常沙娜说自己只学了两年就回国了，也没有文凭。

　　当天，梁思成告诉常书鸿，希望常沙娜能去林徽因身边，在敦煌图案方面配合她做些工作。常书鸿本来的想法是送女儿到中央美术学院继续学绘画，但常沙娜自己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