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的客厅”最后时光：1952“院系调整”前后的林徽因(4)

　　1951年下半年，常沙娜正式受聘于清华大学营建系，成为工艺美术组的一名助教。林徽因与住对面的一位教授相商，腾出一个小房间给常沙娜住。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出口换汇重要来源的工艺美术品行业商品滞销，困难重重。清华营建系接受了北京特种工艺(当时对工艺美术的称呼)公司的委托，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对传统工艺品进行新图样设计和图案改良。

　　后来，刚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染织专业毕业的孙君莲和钱美华也来到工艺美术组。

　　那两年，每天或隔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林徽因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就到她的床边，听她讲课和布置工作。林徽因会具体告诉她们，这段时间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每次讲课后，还会列出参考书目，建议她们晚自习到图书馆阅读。

　　常沙娜回忆，林徽因的思维极其活跃，想法如涌泉不断，只是身体太差了，想到了却没有力气动手做，的确非常需要人手协助。她总是倚着一个大枕头躺着，说话一激动脸上就泛起红晕，明显很吃力。梁思成太了解她了，过一会儿就走过来看看，关切地说：“你又激动了，休息休息。”林徽因也只好无奈地靠在大枕头上休息一会儿。

　　梁家的家庭生活是英国式的。朋友们有时来喝下午茶，他们谈国家建设，谈抗美援朝，谈教学，也谈哲学、文学、艺术，其中北京的城市规划是谈得最多的话题。往往一说到要拆城墙，梁思成就激动起来，有时候林徽因也插进去发议论。他们非常担心中国的传统建筑会随着大规模的建设而覆没，担心北京会失去原有的古城面貌。

　　林徽因还几次抱病亲自带着三个组员到濒临停产的景泰蓝、烧瓷工厂实地调研，看老师傅们掐丝、点蓝、打磨、施釉、烧制。

　　最初，他们对景泰蓝的认识是“庄重端丽”，于是主要借鉴风格相近的古代铜器花纹，经过多次试验，他们发现景泰蓝的表现能力很强，还能表现出古玉的温润、宋瓷的活泼、锦缎的富丽等。尤其是敦煌文物展览，给了林徽因很大的启示。在她的指导下，常沙娜设计出了很多有敦煌元素的美丽的景泰蓝作品。

　　林徽因认为，新图样设计并不是单纯设计花纹，形体是第一位的，其次是颜色，再次才是花纹。过去大家一向推崇的乾隆时期的景泰蓝虽然丝工极其精细，但绝大多数配色并不调和，因而只宜近看。而好的设计必须也宜于远看，远远摆在桌上就有整体感，令人赏心悦目。

　　但这种设计理念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国花纹就是龙和凤，有领导干部在参观北京特种工艺公司时批评新图样的景泰蓝不是中国花纹。梁从诫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到，林徽因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等行业中未能推开，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以传统图案为主。

　　而且，这个试验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各奔东西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建筑系并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改名为建筑系，梁思成任系主任，吴良镛任副系主任。

　　营建学系取《诗经》“经之营之”意。梁思成认为建筑工程系名称太窄，希望将之办成一个融建筑、城市规划、园林景观、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为一体的综合环境设计系，赋予建筑学以广义的内涵和任务，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而院系调整后的新体系和过去完全不同，以学苏为纲。吴良镛回忆，林徽因哭了。

　　1953年下学期，营建系里凡不是搞建筑的人员都离开清华，各奔东西了。

　　画油画的李宗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美术史的著名学者王逊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擅长陶瓷、模型等工艺的高庄与常沙娜一道被分配到了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孙君莲被调到中国贸促会，钱美华回到北京特种工艺公司。

　　对林徽因来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不只是她和梁思成一手筹办起来的清华营建系，还有她视如生命的古建筑。

　　1953年8月20日，由北京市政府出面，召开了一个“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主持人是副市长吴晗，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言。林徽因抱病做了长篇发言。中途她疲惫异常，以至吴晗请她喝口水、先歇一会儿再说。

　　最终，这一派的意见没能得到采纳。1954年后，北京的文物古建筑保护形势逆转，城墙被拆除，牌楼被拆迁。对梁思成“复古主义”和“大屋顶”的批判，风雨欲来。

　　这年冬，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病倒了。为了便于他们养病，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专门为他们在城内修整了一个大四合院，并安装了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