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出了《使女的故事》，并见证着恐怖幻想成为现实(2)

　　阿特伍德从文之初，是远远称不上激进的。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风起云涌的各种解放运动当中，她甚至显得有些落伍。对这些思想，从接触到了解，从旁观到参与，在她身上有一个清晰的、渐进的过程。先是女权，然后是人权，继而也关注环境保护和权力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以《使女的故事》为代表的“见证人文学”。

　　1980年，她去美国波特兰参加诗歌节，恰逢火山爆发，机场关闭，航班停飞。她不得不与美国诗人卡罗琳·福歇结伴，驱车11个小时，转道旧金山搭机。在路上，福歇对她讲了在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内战期间种种的酷刑和恐怖活动。结果这一路的长谈，促成了阿特伍德创作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她很快写出了小说《肉体伤害》，以加拿大女记者在加勒比岛国卷入政治暴动为背景，同时开始构思《使女的故事》。1984年客居西柏林期间，她几乎是一口气完成了这部小说。

　　柏林墙的阴影、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活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对妇女堕胎权利的完全剥夺，构成了《使女的故事》有据可查的灵感来源。因此，故事虽然发生在将来，却常常给读者带来近在眼前的感受。

　　“弗雷德氏尽己所能，记录下自己的故事；”阿特伍德2017年为《纽约时报》撰文时写道，“然后把它藏起来，相信以后会被有可能理解和分享它的人发现。这是一种代表希望的行为。”

　　这就是见证人文学的意义。或许也是阿特伍德为极权主义的美国取名“基列”的苦心所在。

　　《圣经地名词典》说，基列原意是“见证之堆”。

　　见证人文学指的是战争、灾难、暴行和社会动荡的亲历者为后世留下第一手的记录。它可以有多种形式。安妮·弗兰克用的是日记，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别人的声音，凯尔泰斯·伊姆雷把集中营的亲历写成小说，而阿特伍德用创造性的拼贴手段，把现实放进虚构的故事，替自己创造的角色发声。发声者在《使女的故事》中是被压迫的弗雷德氏，在续作《证言》里，则主要是莉迪娅大娘——压迫者当中的一员。

　　压迫者的证词也是证词

　　《使女的故事》问世34年后，阿特伍德出版了它的续作《证言》。中译本也已在近日上市。

　　故事发生在《使女》最后一幕十五年后，基列共和国仍然存在，使女弗雷德氏已经死了，作为恐怖分子和国家敌人而死的。她遗下两个女儿，一个是老大阿格尼丝·杰迈玛，作为人女在首长及其人妻家中长大，像国内绝大部分女孩一样，她是个虔诚的文盲，正在为许身另一位黑衣首长、从而晋级蓝衣人妻阶层做准备；另一个则是弗雷德氏早年偷运出国的二女儿妮科尔宝贝，现以黛西之名生活在自由的加拿大，后受抵抗组织的派遣，潜回基列，与反动政权内部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娘接头，执行秘密使命。姐妹俩终将展开各自的寻根之旅，了解母亲的故事，确立自己的身份，辨明历史的真相，求取人生的意义。

　　根据未来历史学家的发现，读者看到了三份基列妇女的证词，其叙事者分别是黛西、阿格尼丝和莉迪娅大娘。

　　莉迪娅大娘本来是旧美国的法官，基列立国后属于受压迫阶级，入狱受刑，终于认识到“朝别人扔石头好过让别人朝自己扔石头”，于是选择与统治者合作，在体育场举枪射杀女犯后，晋身棕衣大娘里的四大元老，不仅在新政权下顺利苟活，还以高明而冷血的政治手腕，一步步在权力的阶梯上攀爬。她自称“后宫里的宦官”，借助秘密收集各位首长和其他大娘的黑材料，跻身全国最有实权的人物之列。由于对基列统治阶层的腐败和伪善产生幻灭，她开始与抵抗组织暗通款曲，并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声作为证词，写入了传诸后世的日记：“黄叶森林里分岔出两条路，我选了多数人走的那条。路上尸横遍野，因为多数人走的路多半如此。但你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本人的尸体不在其中。”

　　《证言》迅速成为国际畅销书，并继2000年的《盲刺客》之后，在2019年为阿特伍德赢得了第二个布克奖，使她在79岁之年成了该奖历史上的最高龄得主。

　　加拿大的国宝

　　一头乱发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仁不让的加拿大国宝。

　　2017年，为庆祝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加拿大图书网针对本国读者搞了一次专题调查，发现最著名的加拿大作家是阿特伍德。

　　在要求受访者说出一位加拿大作家的名字时，37%的人提到了阿特伍德，而提到诺贝尔奖得主艾丽斯·芒罗的人仅有2%。

　　除了一枝独秀的阿特伍德，没有一位作家的知名度达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