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这位诗人的作品 立刻就能看出来他是天才(2)

　　最终，布罗茨基不得不从现在的圣彼得堡流放到北冰洋附近的村庄，从事五年的义务劳动。不过，在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等社会名流的斡旋下，最终的劳改期限减少到了18个月。这段牢狱的经历让布罗茨基在西方的知名度大幅增长，许多人将他的遭遇视作帕斯捷尔纳克之后苏联高压政策的又一证明。

　　布罗茨基本人并不希望自己被描述成体制的受难者，但有意或无意间，他的诗歌和生活总是与政治牵连在一起。

　　水印

　　算起来，娄自良比布罗茨基还大八岁。当布罗茨基被流放到苏联北部的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娄自良已经从新疆石河子的一所中学辞职，独自回到了上海，成了一个无业游民，整日泡在图书馆，看外文书，后来才找到工作，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继续看书。到了1969年，他被诬陷为“反革命”，在监狱里待了三年，从事体力劳动。

　　对于布罗茨基的政治倾向，娄自良并不太认同，但是在自我教育方面，两个人却有很多共同点。从监狱出来之后，娄自良仍然不肯丢下俄语。那时候苏联的东西仍是禁忌，娄自良就看德国哲学的俄语译本，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自我教育不仅仅是自学成才，娄自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意味着你需要为自己设定方向，选择教材。

　　布罗茨基的经历同样罕见，他15岁从学校退学，却通过自学，熟练掌握了英语和波兰语，后来能用词典阅读拉丁文和法文，甚至学过中文。他的身边有许多专业人士，包括语言学家、音乐家和文艺学家。他从苏联官方的教育体制中逃逸，在诗歌语言中，重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属地。

　　离开苏联之后，布罗茨基游历过许多地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最喜欢的地方不是美国的安娜堡和纽约，而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记者查尔斯·费尼韦希记录了他与布罗茨基在水城威尼斯的短暂交往。那是在1978年，布罗茨基刚刚在一个破旧的电影院参加完朗诵活动，和大约20位仰慕者一起，来到附近的苍蝇馆子聚餐，几个小桌子拼在一起，变成了四方形。

　　布罗茨基邀请费尼韦希坐在他身边，因为这位记者的面孔跟布罗茨基的一位朋友很像，那个朋友住在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是一位小提琴手。六年前，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离开了苏联，定居美国。

　　一位在场者向布罗茨基问起那18个月的劳改生涯，他描述了那里的冻土、沼泽和奇特的光照，还提到斯大林那种欢乐又怪异的笑容，以及莫斯科政府举行葬礼时的盛大排场。聚餐结束后，布罗茨基跟费尼韦希提议去外面散步，边走边聊。有时候布罗茨基会说俄语，然后迅速翻译成英语。有时候，他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布罗茨基喜欢威尼斯的冬天，伟大的诗人但丁也曾遭遇常年的流放，在威尼斯停留过很久，布罗茨基在这里感觉就像是在家里一样，尽管他并不懂意大利语。这是为数不多能让他觉得自在的地方，前后来过17次，经常来这里过圣诞节。

　　在这座伊甸园一样的城市，他看到了“自水中诞生的时间”。国外的生活很苦闷，但是布罗茨基并不喜欢周围同样境遇的流亡者的抱怨。十年之后，布罗茨基出版了以威尼斯为主题的散文集《水印》。二十年之后，他被安葬在这座水城。

　　散开的倒影

　　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年他刚刚47岁。他的诗歌开始出现在苏联的刊物上。当时的苏联社会，已经出现了种种松动的迹象，许多以前被封禁的作家浮出地表，一些流亡海外的写作者也选择回到国内。

　　与此同时，布罗茨基也被译介到了中国。翻译家孙越是最早翻译布罗茨基的人之一，当时国内并没有获奖的消息，孙越从国家图书馆借了一本布罗茨基在美国出版的俄语诗集，翻译了几首，发表在《当代苏联文学》上。

　　“我个人觉得，布罗茨基的诗歌在西方产生影响，主要不是因为俄语，而是因为英语创作，以及他的政治色彩。他后来去了西方。而在苏联，引起争议的主要是布罗茨基的写作技巧和写作方式，还有里面的价值观，很多人本来不知道他。”孙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对回归的侨民作家有期待，也包括布罗茨基。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语文系，就有不止一位研究布罗茨基的教师，学习讨论课上也会有布罗茨基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