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如何“把种子播撒出去”(2)

　　朱自清说：“敌机的轰炸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尝不是可喜的。轰炸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哪个角落儿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梅贻琦在告校友书中指出，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灭此凶夷。

　　事实证明，联大师生在抗战的艰难困苦中、在侵略者的轰炸中，确实越挫越勇，努力践行爱国情怀。

　　首先，福利待遇微薄而教师阵容强大。西南联大在短期内汇集了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可谓大师、名家齐集。历史学有陈寅恪、吴宓、吴晗等，哲学有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数学方面有陈省身、华罗庚等，物理学方面有周培源、吴大猷等。据统计，先后赴联大执教的教授有290余人、副教授48人，其中不少是由相对安全的美国辗转回国的。如此强大、豪华的教授阵容，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其次，科研条件简陋而产出成果丰硕。如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所言：“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从实际情况来看，联大不少教师的代表作、成名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比如，朱自清在联大8年，独立完成《诗言志辩》等七部著作；陈寅恪写就《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岳霖出版《论道》，完成《知识论》的10万字稿本；冯友兰推出“贞元三书”，即《新世训》《新理学》《新事论》。

　　再次，就读环境艰苦而勤奋读书不辍。由于战争阻隔了交通，联大学生的生活更为艰难，“每天的伙食费仅一角”，一天两顿以大饼糙米饭充饥。为了生存，从家教到报童，甚至夜间打更的活计，联大学生均一一尝试。

　　战争的逼迫、谋生的艰难，也帮助联大学子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校附近的茶馆、云大图书馆以及后面的山野沟地都成为学习的场所。校舍被炸后，在图书馆打伞看书，还成为联大的特殊风景。

　　谋国民幸福之途

　　临时大学由长沙迁至昆明时，部分师生曾徒步跨越三省，亲历底层社会的残酷面相，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倍感忧心。

　　由湘入黔，仿佛进入另一国度，十来岁孩子就已吸鸦片成瘾……联大学生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中这样写道：“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

　　在目睹人民贫困、文化落后以及政府统治的黑暗之后，原本在途中或执笔作画、或引吭高歌的闻一多性情大变。他在学生面前丝毫不掩饰忧国忧民的情感。在讲述杜甫的《石壕吏》时，想起一个士兵因病被弃而自杀，闻一多痛哭流涕，感慨时隔千年之久中国社会竟每况愈下。他还时常吟诵《离骚》中的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西迁途中的经历给了学生难得的教育，也给了教师极大的启发。常驻云南后，经常有教授牵头组织各种调查活动。其中，化学家曾昭抡带领考察团，对西康的物产及生产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气象学教授张印堂带领学生赴滇西地区考察，收集了大量边疆资料；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多次带领学生深入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考察。这种深入了解国情、民情的调查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师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在治学、求学之余，他们积极思考中国的未来，并为此展开多方探索。

　　早在皖南事变之前，联大的《群声》《冬青》《热风》等壁报、刊物就针对国民政府的腐败进行了尖锐批判。1942年，更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倒孔(孔祥熙)运动”。1944年，首次喊出“争取民主，打倒独裁”的口号。1945年下半年，内战气氛渐浓，联大先后出刊的20多个壁报，围绕受降问题、国共谈判和工商业危机等发表了许多观点。

　　随着内战阴云逼近，联大师生以实际行动来回击国民党反动统治。联大剧艺社编演《凯旋》《潘琰传》《告地状》等剧目。其中，《凯旋》一剧先后演出40多场，使“反对内战”的口号深入人心。

　　1945年下半年，针对国民政府加紧筹备发动内战的行径，联大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他们联系多个学术团体通电反对，联络多个学校开展争取和平集会，甚至愤而罢课。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突然袭击联大和云大，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