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如何“把种子播撒出去”(3)

　　为此，联大教授会先后召开9次会议，80%左右的教授参与其中。其中，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等教师明确表明罢课立场；费青、向达、冯至等人拿起笔讨伐当局暴行；周炳琳、钱瑞升、燕数棠等人组成法律委员会维权。

　　由于联大教授的集体出面、学生的英勇抗争，使得这一事件很快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迫使蒋介石当局作出了让步。

　　坚守强国之志

　　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联大师生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较好地处理了国家抗战需要和教育长远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方面的应用，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均有倾斜。例如，新设航空、无线电和金属等研究所，添设航空工程系，在现有专业附设无线电电机修造部，增设军事卫生工程、兵器学、军用结构等科目。

　　由于资料图书短缺，联大还编译了军事教材和参考书。为提高知识的实用性，还请来少校传授“航空常识”“航空翻译常识”等。联大的一些教授也积极调整研究旨趣，以满足抗战需要：物理学家周培源考虑到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放弃了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

　　另一方面，贯彻通识教育理念，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格外用力。“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这几乎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信念。

　　既然要为强国、复兴培养人才，那么培养的途径和方式就不能急功近利。理学院的郑桐荪这样劝诫学生：“很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上去，很不稳定，很容易倒下来。你们要把基础弄得很宽，它就很扎实，这样你的学问才能够真正上去。”

　　即使在抗日最为焦灼的时期，联大的通识教育也贯彻得颇为到位。文学系加大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诗经、楚辞、先秦文等课程均在开设之列；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历史所占学分比重超过一半。另外，国文、中国通史是全校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其中，通史分别由钱穆、吴晗、雷海宗等知名教授讲授。

　　事实证明，通识课程的开设助力了各类人才的成长。得益于通识的滋养，联大学子中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不少到海外深造的联大学子，学成即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来报效国家，包括邓稼先、何炳林、黄昆等。联大师生中达到院士级别的多达200人，郭永怀、赵九章、朱光亚等8人成为“两弹元勋”。

　　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学术、道德和精神足以垂范的大学，是因为联大师生将爱国之情、报国之行、忧国之心以及强国之志有机统一起来了，从而谱写了西南联大爱国、报国的不朽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