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让文化消费更有品质(3)

　　需求与产品之间难以匹配。近年来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提高，据初步核算，201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4.5万亿元，占GDP比重4.54%，文化产品供给日渐丰沛优质，但仍存在人民日益增长、升级的文化消费需求与现有文化产品低效供给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鉴赏水平和审美水准不断提升，知识分享、艺术创作等“价值向”内容消费需求升级，在科技赋能和创新加持下，沉浸体验、社会互动、个性定制等“智能化”创新模式需求增大。随着多元化社会阶层加速流动，人们对价廉质优、多样趣味等“大众化”功能性消费需求提升；另一方面，文化市场中提供的同质化、低层次文化产品与服务过剩，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面向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具有高端品质、独特创意和深度体验的高附加值文化产品稀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且价格昂贵，缺乏有效的购买力支撑。这种供需不平衡关系，将制约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鸿沟”加剧文化消费鸿沟。伴随着生活方式的数字化，大多数人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不会用”“不敢用”“用不起”逐渐成为社会边缘人群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如疫情期间，河南的初三女孩小敏因没钱买手机而无法按时上网课；难以负担网费的郭翠珠每天晚上和父亲一起到村党支部门口蹭网；不少老人因为不会使用移动支付而寸步难行，科技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弥合了消费的时空差距，也使得很多人成了数字文化消费的局外人。目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均衡、优质在线教育资源的不充分、数字素养教育的缺位等问题，将进一步加大“数字”文化消费鸿沟。

　　区域差异导致市场活力未充分释放。数据显示，我国数字文化消费区域格局初步形成，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下游在内的五大城市群高地，文化指数总量占全国总体的54.13%，文化消费已成规模，区域集聚效应显现。相比较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消费水平和能级偏低，数字文化消费受经济社会发展羁绊明显。数字文化消费活力与地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人均文化娱乐消费规模、线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等成正相关关系。

　　4 “十四五”时期如何培育文化消费新增长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攻坚期。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精神文化层面愈加多元，分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多样文化消费潮流势不可挡。如何在更高水平上达成新的供求均衡、释放文化内需，有赖于国家、市场、社会以及消费者自身的共同努力。

　　加速文化“供给侧”改革，在供需配位中，提升文化供给精准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一方面要加强对文化消费需求的全方位研判，把握新特征、新趋势和新人群，运用大数据，打造产业精准供给链，采用数字化手段创造文化新需求；另一方面全面推进“文化+”战略，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扩大文化产品服务供给，并适度开放服务消费领域准入，通过市场化竞争，倒逼国内产品供给差异化和品质化升级。相关部门逐步建立数字化的文化治理体系，完善知识产权法，加大对优质内容生产的保护力度，激发文化产业生产的原创动力，从根源上消除产品供给同质化。受此次疫情影响，文化领域消费差异较大，演艺、电影等行业几乎停摆，而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获得大幅度增长，在线文化消费如此精彩的当下，不少人也想念实体空间的文化生活，因此亟须加速消费场景的线上线下联动，在重视文化产业全门类的虚拟化拓展同时，强化线下文化消费场景的迭代更新，营造场景式消费氛围和城市空间，激发国内市场活力。

　　另外，“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显著，“90后”“00后”甚至“10后”对应着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不同的消费特点。因此要研判“银发一族”“新中产阶层”“Z世代”等人群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消费特征，提供精准、多元、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服务。

　　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在数字参与中，提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加速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根本上改变城乡数字信息环境的不均等，编制数字素养教育框架，制定提升公众数字能力的指南，为数字弱势群体普及网络知识，提升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和信心。针对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提供现金支付等替代性办法，鼓励文化企事业单位研发适应特殊人群使用特点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应用，提升数字访问包容性，确保有质量、有温度的数字文化消费。另外，提升在线教育规模和质量，打破数字教育资源壁垒，充分利用教育数字化机遇，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