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堂上的反叛者：我教的是我认为理想的文本，不是被指定的文本(2)

　　在条件优厚的“杭外”，郭初阳可以从初中一直教到高中，他当初设想的那种“教授他认为值得的内容”的课堂开始打造成型。这种课堂并不是天马行空的，反而有着如同理工科思维一般精准的设计：前半节课是忠实于原文的教授，后半节课就开始带领学生向更广阔的地方冒险。

　　拿郭初阳曾经在2004年上过的一堂公开课——初中课本中的古文《愚公移山》为例，他会先让学生带着四个问题去读课文：山是什么样的？愚公是什么样？“移”的过程是什么样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在学生的答案中引出语文课所需要的基本目的：让学生获知文章表现了儒家“积极健朗的精神”。

　　到了后半节课，郭初阳作为“引导者”的角色出现了，在事先给定的《老人崇拜》《子孙绵延》等阅读材料的基础上，他和学生讨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两个故事与愚公移山故事的区别。当有同学在讨论中说出区别在于愚公移山“人多”以及他有“子子孙孙”的问题，就以此为引子，让学生去思索“孝字当先”是否值得批判。同时，他也会引入智叟的角色和外籍读者的眼光向他所设想的方向引导。“如果你是智叟，会怎样说服愚公呢？”“中国人都这么聪明，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疯狂的愚老头津津乐道呢？”“如果你是愚公的子孙呢？”

　　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层层追问法。在45分钟的时间里讲述这么多内容实属烧脑，很多同行看了这个课堂现场之后都觉得内容之难。但“杭外”这样的老师不止郭初阳一个人，他和他的学生对此也习以为常。某种程度上说，郭初阳是幸运的，他的野心和实验一直能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得以盛放。

　　中国课本的“事实核查员”

　　关于语文教学和语文课本问题的探讨、批判，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停止。1978年，语言学家吕叔湘首先提出语文教学课时占用多，教学效果差，毕业生语文不过关的问题。数十年教改过后，1997年，《北京文学》同时发表语文教师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作家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等三篇文章批判语文教育的现状。其中，王丽的文章直指当时语文课文选材的陈旧、平庸问题。这一事件被称为“语文教学大讨论”的开端，在教育界延续多年。

　　有文脉、也有优质生源的浙江既是高考大省，也是语文教学研究的前沿阵地，那些年，不少教育工作者经常撰文说出自己对语文课的意见。郭初阳等人开始为小学语文教材“挑刺”，正是采纳了时任《读写月报· 新教育》执行主编李玉龙的建议。

　　李玉龙2004年就曾组织过“那一代”专题组对语文教学进行反思。2008年，他开始向郭初阳约稿写专栏，并提议郭初阳研究一下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问题。此时的郭初阳刚刚经历过此生最大的教学压力，当时他在“杭外”刚刚带完一届高三，亲身体验了应试教育的凶猛，压力大到不想做老师了，辞职去了一家杂志社工作。

　　郭初阳此前从没接触过小学语文课本，读过后才发现问题多多。“伪文章”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伪文章”指的是那些事实中存在错误，或者被篡改、来源不明的课文。用郭初阳的定义说，文艺作品可以分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传记、非虚构六大类，前三者讲求艺术真实，后三者必须严格尊重事实本身，如果既不符合艺术真实，又不符合事实，那就是“伪文章”。比如人教版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书中的课文《爱迪生救妈妈》一文就没有注明确切来源，一些细节也不符合常识。

　　郭初阳就和同样有些理想主义的教师蔡朝阳、吕栋分别带队研究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事实核查之外，价值观念是否多元和教育的适切性也成为研究小组判断课文的标准。郭初阳领衔写下几篇与“母爱”相关的文章，其中一篇，用对《陈毅探母》这篇课文中事实错误的考证，批判了课本改编文章过程中对“孝道”不恰当的植入。参与调研的20多位老师写出20多万字的课题报告，以专号的方式发表在2009年第二期《读写月报· 新教育》上，此后又集结出版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引发媒体强烈反响，这些老师也被称为中国课本的“事实核查员”。

　　与课本批判同时进行的，是专家、学者或语文教师对阅读材料的自行选编和出版。2001年，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和浙江大学教授王尚文、作家曹文轩等人就开始共同编写《新语文读本》，致力于扩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和眼界。2009年，《收获》杂志编审、作家叶开也发表了一系列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此后，重新发掘出版“民国老课本”的风潮在出版领域再起。再后来，严凌君的《青春读书课》、叶开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等书籍陆续问世，私人选编课本开始百花齐放。

　　在自由与艰难之间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