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怦然心动，所有的魂牵梦萦都曾系于这条线路(2)

　　“张元济还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一直觉得东方图书馆这座五层大楼太醒目，早就担心日军空袭使其遭遇不测，所以提早将一部分重要古籍存入了一家外国银行。这一部分古籍大概有几百部，幸免于难，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绿茶说。

　　中国古籍流传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每一部典籍都经历着不计其数的“书厄”，在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有“五厄”“十厄”等不同说法。绿茶感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么丰富的中国传统典籍，这么庞大的文化体系，一代又一代的藏书家、文化人和文化机构实在功不可没。因为他们的辛勤努力，如今我们才能拥有这么好的文化传承和阅读宝库。”

　　〖灿然书屋〗

　　让古籍能看懂，是很多人在竭力做的事

　　民国时期上海的两家重要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有着各自的明确定位。“商务较偏西化，这是国门被打开之后它抓住的机遇。西方思想文化初进入中国，人们渴求了解，商务借此时机大量引进和出版西方经典学术著作，由此起家。商务的书适合不同人群阅读，有普及给中学生的，也有针对学者的，出版范围非常广。中华书局则在挖掘和开发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足功夫，传承古籍，并且做成符合现代读者需求的出版样式。”

　　灿然书屋是中华书局的读者服务部，位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与涵芬楼书店比邻而居，店名为启功先生所题。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来北京，开始共用这栋大楼，后来中华书局搬到六里桥去了，这栋大楼现在属于商务印书馆。“灿然”这个名字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首任总经理金灿然而起。中华书局现在六里桥办公大楼，还开有一家“伯鸿书店”，这个店名则因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而起，陆费逵，字伯鸿。

　　灿然书屋内宽敞明亮，书架林立，店员身着蓝布短衣，轻声细语，颇有些民国文人笔下旧式书店的氛围。绿茶在一侧书架前站定介绍：“中国出版社有分类上的集群，做古籍的出版社有古籍联盟，做文艺的有文艺联盟，美术社有美联体等等。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领域最大，其次是上海古籍。这家书店里还有其他一些古籍社的书在销售。”

　　“现代人阅读古籍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障碍，所以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致力于把古籍当代化，也就是做现代人能够看懂的古籍。”绿茶强调：“这需要做很多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了要邀请这一领域的专家做批注、注释，还有诸如竖排改横排等很多需要转换的东西。中华书局有特别多看家的书，比如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再比如这套‘新编诸子集成’，还有像‘点校本二十四史’等等，太多了。”绿茶说着指向身后层列的书阵，继而为围在身边的会员约略讲解了中国的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又称“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籍分类法，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的所有书籍。这是唐代时编的《隋书·经籍志》确立下来的，之后中国古籍分类基本按照这个方法。

　　经部，就是儒家《十三经》，中华这套整箱的《十三经》收录了全套13种共17册，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核心著作，另外还有“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史部，成为四部之一是比较后来的事情。太史公司马迁写了《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学范式，之后，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纪传体独领风骚。当然，从《春秋》开始的编年体也没有中断，各代都有编年体史书传统。纪传体有《汉书》《后汉书》，编年体则有《汉纪》《后汉纪》，到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集大成之作。综合而言，史部就是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的纪传体传统，和从《春秋》《左传》到《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传统。宋代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又开创了一种“纪事本末体”，这是一种制度史传统。

　　子部和集部就是上面指给大家的“新编诸子集成”和“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诸子和大文豪们的集子，也是非常庞大的数量。当然，一个人的阅读能力有限，不可能覆盖这么庞大的四部书目，绿茶自有办法，“对于海量的典籍要有侧重，知道自己的需求，能把历史中的一个小节点搞清楚就很不容易了。当然要做某处节点的历史，也要对中国整体的历史有一个大框架的了解，再去专注于某一方面。所以了解身边事物，了解北京也是一种方法，走近和我们贴近的东西，从而发现其中遗留下来的微妙历史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