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鉴真纪念堂(2)

　　扬州鉴真纪念堂的建筑体量虽然不大，却包含了大量宗教、历史、建筑等多领域的文化信息，具有非常典型的样本意义，注定成为“梁思成”研究的经典案例。

　　一 鉴真纪念堂是仿照金堂设计

　　鉴真纪念堂是仿照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设计的。建成已超过1250年的“唐招提寺”是鉴真大师在日本留下的最主要之遗物，被日本人民视为“国宝”。而金堂，是以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佛殿为蓝本而建造的，在总的风格上和中国现存的唐代佛光寺大殿极为相似。“它是日本建筑，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它是一千二百余年前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艺术间的血缘关系的重要标志”。

　　梁思成有一句著名论断，“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学子没有不知道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和鉴真大和尚的。”他本人对日本的唐招提寺和中国的佛光寺更是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自然对鉴真纪念堂的设计有其独到、深刻的见解。建造鉴真纪念堂最简便的办法是“照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但扬州选定的地址面积不够开阔，不足以支撑类似金堂的体量。有鉴于此，梁先生在设计中，“将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金堂，减缩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纪念堂。”根据测算，鉴真纪念堂的设计面阔仅为18米，比总面阔为28米左右的金堂缩窄约30%。

　　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在进深上采用四开间等分布置，堂内可以有两个开间的进深，显得绰绰有余，在第四排的金柱上可以直接立“扇面墙”，作为佛像的背景。但扬州鉴真纪念堂由于进深改为三间，这就给堂内布置带来了一些问题。为解决这个矛盾，梁思成在设计中将进深方向的三开间进行“不均匀”处理，中间一间大于前后两个开间，同时，以后檐墙代替“扇面墙”，取消了金堂原有的扇面墙与后檐墙之间的夹道。这样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与金堂内部一致的空间感觉，但唯一的缺憾是内部净余两间的深度不匀，好像中柱“不中”，但这并不会对空间使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一般观众甚至完全不会对此有所察觉。应该说这样的安排还是很巧妙的。

　　至于屋顶的坡度，根据日本建筑学家的考证，金堂最初的屋顶坡度比较低缓，而现在的屋顶是近代改建的，比原有的坡度陡峻。于是梁思成根据金堂的复原图和中国现存唐代建筑实例，将纪念堂的屋顶设计定为1∶2的坡度。

　　二 鉴真纪念堂是一个建筑组团

　　梁思成设计的鉴真纪念堂与金堂另外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组团，而不是像金堂那样只是一座独立的殿堂。具体做法是“由纪念堂两侧起，用步廊一周与前面碑亭相连，构成一个庭院”，梁先生称之为“鉴真院”。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种唐代佛寺的气氛，并为了配合扬州当地寺院风格”。

　　由于鉴真纪念堂与原有的“大明寺”同处于扬州城北的蜀岗中峰，属于同一个建筑环境，因此将其设计成一个独立院落，既可以显示其独立性，又可以通过恰当的连接设计与原有的寺院合为一体。如此总体构思使得新建筑不至于显得突兀，因而具有了良好的融合性。

　　三 巧妙的碑亭设计

　　“鉴真院”是一座袖珍版的围合式建筑组团。梁思成在院落的南端设计了一座“碑亭”，既可以作为鉴真院的正式入口，又可以将“鉴真纪念碑”安置于一个恰当的所在，可谓匠心独具。碑亭采取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平面布置，屋顶为“歇山顶”。碑亭进深的北面一间与左右步廊相对相接，南面一间突出于鉴真院的轮廓外，成为鉴真院明显的标志。

　　纪念碑采用卧碑的形式，下部的“须弥座”模拟唐代石碑的须弥座风格，上部碑身四周刻出边框形式。碑身安立在院落的南北中轴线上。

　　鉴真纪念堂后来的故事

　　梁思成在《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设计方案》中透露过一个情况，那就是在他的设计方案之前，“扬州建设局的同志们曾草拟了一个总图设计方案”，其基本设计意图得到了梁思成的认可。按照梁先生的表述，他的这个设计“严格地说”只是原方案的修正而已，“修正方案的要点仅在于纪念堂、碑亭、回廊的比例、尺度和建筑风格方面。”尽管梁先生谦逊地说，扬州建设局才是“主要的创作者，我们不过略尽一臂之助”，但鉴真纪念堂的最终的建筑初步设计方案是由梁先生带领的清华建筑系团队完成，这是不争的事实。

　　1963年，经中日两国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商讨后，成立“鉴真大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委员会”，赵朴初先生担任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在扬州大明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为鉴真纪念堂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次盛大的纪念活动，在中日两国人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此后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纪念堂项目并未马上启动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