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简评(2)

　　关于“汉化”，潘岳先生指出，那些认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并不可靠。真实的历史是进入中原的五胡不仅在军事上占优势，在人口数量上也占优势。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的数量只占其中三分之一。然而，庞大的胡人群体没有以多压少“同化”汉人，相反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因此，人口数量不是关键因素。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是文明制度。潘岳指出，“汉化”并非体现在“改汉姓”、“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而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秦汉儒法国家形态，这些才是“汉制”的灵魂。更为重要的是，“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接受和坚持了“汉制”这一文明制度，“夷”也可以转化为“夏”。五大胡族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绝不仅是礼仪风俗，其精髓在于如何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北朝对南朝的胜利，绝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创新的汉制对僵化守旧汉制的胜利。”这一结论，是对前述马克思“根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观点的有力说明。

　　关于“罗马化”，潘岳先生认为这一概念与“汉化”类似。古罗马制度虽由罗马人发明，但成为了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然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胡汉族群共同传承，而是从外部“出口转内销”找回来的。蛮族大迁移时期，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不超过75万，而两晋南下的胡人则有900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远远低于罗马人，理应比五胡更容易被“罗马化”，罗马文明理应能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他们使整个西欧与罗马制度背道而驰，走入了长达1000年的封建社会。这一现象再次证明，“罗马化”如同“汉化”一样，人口数量并非关键因素。至于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依然基于文明制度。从哥特人的“二元政治”“族群分治”到法兰克人的“封建采邑”“领主自治”，无一不导向独立分散的政治格局。

　　潘岳先生认为，在族类观和历史观方面，中西方也存在显著差异。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不以血统种族而以文化制度论夷夏之别，则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国古代就形成了“华夷无间”的族类观念，是一种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无论哪个族群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这是包括五胡在内的众多非汉族群能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在西方，即使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法兰克人也没有表现出对罗马的仰慕。哥特与法兰克独立编著的史书中，都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把罗马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蛮族对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占”变成了“天然继承”。罗马被视为与蛮族平行的诸多族群中的一个。这样的族类观念强调了蛮族与罗马之间的区分，增强了各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为“多民族分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民族分割世界”。

　　通过“蛮族入侵”和“五胡入华”的比较研究，潘岳先生较好地阐释了中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不同道路的文明逻辑。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不仅如此，潘岳先生通过考察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认识到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夸大差异，贬低共同，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语言、记忆、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必然会产生这一结果。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这样的认识对于当代社会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在全球历史书写中，西方中心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希腊罗马与法兰克一直成为理解其他文明的样本。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中西方互为参照对象、而不预设一方为评价领一方标准的比较研究，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依然十分流行。某些学者将这种范式转移到中国。如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声称满清皇帝也是复合型君权，满清皇帝身兼满洲人族长、汉族人皇帝、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文殊菩萨化身和转轮法王等多重身份于一体。汉地、满洲、蒙古、西藏的统一全靠着皇帝的“多重身份”作为唯一连接，一旦满清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西方一些学者还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概念来解读中国历史。他们往往根据一些游牧族群特有的风俗仪轨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将新疆、西藏、蒙古乃至东三省划分为“内陆亚洲”(inner Asia)，热衷于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等北方王朝身上寻找来自于“内亚”的身份认同，并据此认为他们都是“征服王朝”。不仅如此，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传入中国以后，对一些中国学者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种族中国”的观念还飘荡在各种网络空间里，引发着青年人的群情激荡。大汉族主义者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狭隘民族主义者们又认为“满蒙回藏非中国”。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种族理论”正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