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潘岳同志文章《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2)

　　俄罗斯政治共同体意识由蒙古金帐汗国的240年统治缔造。莫斯科公国在15世纪末(1480年)靠击败蒙古统治而立，又用了240年从内陆小国变成了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的三洋大国。但俄国有广土却无众民。而今的俄罗斯占地1700万平方公里有余，却只有1.4亿多人口。日本在17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实现了一统，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国土面积不到40万平方公里，而今人口不及1.3亿。

　　西方人自己认为，欧洲的政治共同体“nation”(基本含义是“国民”，并非国民/国土/政权的三位一体，西文迄今尚无这三者的统称)，最早只能上溯到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此前只有王公“领地”(kingdom)，彼此经常把领地当嫁妆相互赠送，一并赠送的是附庸于领地的民众。

　　作为德意志政治共同体前身的“神圣罗马帝国”延续了约九百年，却不是政治共同体，而是数百块王公领地的含糊统称。而今欧洲最大的政治共同体是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二十余年后才建立的。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先进欧洲的工人阶级居然紧密团结在各自的政治共同体里，彼此大打出手。马克思去世仅三十来年，欧洲各国围绕这新生国家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打得血肉横飞。自德国建立，“德国问题”成为世界问题，延续了百年。

　　欧洲与中国面积大致相同，有7亿多人口，但“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欧罗巴斯坦”，还是梦想。

　　而今西方最大的政治共同体是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一样是三洋大国，但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同。美国有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3.3亿人口，不及中国四分之一。这个西方最大政治共同体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大内战后(1864年)才稳定下来。

　　自西周以来，“大一统”本身就是中华政权“正当性”的来源。康熙年间选两千余年来传颂的佳文两百余篇，编成《古文观止》。其中包括先秦政论文《春王正月》。那是最早叙述政权正当性源于“大一统”的出色文章，千古传颂至今。

　　在西方，政治共同体本身至今不是政权“合法性”来源。神圣的是“个人”自由权利，即“人权”。那里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础构建了结社自由的社会权利，并以结党自由为基础构建了争夺政权的政治权利。政权(state)不过是统治集团的工具，或“必要之恶”。

　　潘岳文章写的是中华和欧洲非常血腥的那段历史，但究其实质却是首“大一统”赞美诗。

　　三、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生命

　　大一统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大一统。何以中华政治共同体形成得那么早，而且韧性强大到延续三千年至今？潘岳的文章刺激笔者归纳出一种粗略答案，由下述四种原因构成。

　　第一是社会平等。社会高下分层越含混、越不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容易形成和稳固。社会分层越清晰、越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难形成和稳固。

　　五千年前，各雅利安游牧部落用了千年时间陆续离开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大部分在欧亚大陆边缘的农耕区定居。肤色较浅和有强烈神祇信仰的牧民征服了肤色较深和讲求实际的农民，形成了种姓制及奴隶制。奴隶制与征服战争的俘获有密切关联；而定居在非农耕区的雅利安人就基本没有奴隶可用，并无使用奴隶的习俗。南美洲印第安农耕社会从未以奴隶为耕作为主体；建造最早埃及金字塔的也不是奴隶。日耳曼征服罗马后，奴隶制变成了农奴制和等级制，在商业及其后的制造业时代变成了阶级制。但雅利安人在东亚农耕区遭遇到地理上的辽阔战略纵深和夏商时代人口众多的农耕部落及大型部落联盟。没有雅利安征服，也就没有种姓、奴隶、等级、阶级。中华有“四民分业”，但“百姓”平等，构成了“编户齐民”的基本条件，也是“大一统”的基本条件。既然“百姓”平等，编户齐民，就没有欧式的“阶级文化”。无论中华的建筑、还是文学、还是艺术，都无“贵族”专属之类。早年的“五胡”被这社会平等吸引，最后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也被这社会平等吸引。纳兰性德随父亲纳兰明珠入关，是皇族贵胄，早逝于青年时代，居然就能以“纳兰词”闻名传世。自耕自食和牧童短笛的自由当然强于等级森严的军旅文化。满清贵族入关不久就与京城百姓一起撅着屁股在胡同里斗蛐蛐了；熬鹰狩猎的技艺也变成京城满汉百姓一道提笼架鸟的习惯。平等的社会生活非常有魅力，是“华夏无外”甚至“天下无外”的原因，是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