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潘岳同志文章《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3)

　　第二是官民相互依存。“民”不再分，甚至可以“编户齐民”，政治共同体里就只剩下了“官、民”两分。官民相互依存，则政治共同体稳固、兴旺，可以稳固支撑较大规模。官只“代表”某个部分的民，大型政治共同体就难以形成和稳固。小规模的“封建”排斥“大一统”，因为有压抑“自由”的强力才可能应对清晰划分和彼此矛盾的“民”。

　　围绕“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何以兴衰”的重大疑问，政治学形成“元理论”。西方近代以来的答案是“契约”，民与民的“授权契约”衍生出民与官的“授权契约”。契约概念来自《圣经》记述，其重点之一是上帝在埃及的西奈山上与犹太部落领袖摩西订立“十诫”之约的记述。个人权利神圣，是从上帝给人“授权”概念来的。所谓政权的“合法性”即来自契约概念。中华没有“神圣契约”概念，所以用政权的“正当性”而非“合法性”。“契约论”充满了世俗农耕人难以理解的神秘：谁给谁、在何时何地，怎样“授权”，授了什么“权”？契约论显然不是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不是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逻辑。与近代西方创造的“契约论”形成鲜明对照，中华三千年亘古不变的因果答案是“民本”：政权因民之整体福祉需要而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不是就一时一事民调而来的“民意”，而是百姓对政权的普遍“信任”。民心就是政权的“正当性”，所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科举考试是选官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开宗明义、四书五经的第一本、第一页、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官就要入心入脑地修习中华的家庭伦理道德，以百姓为自家至亲，直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民营私，官奉公；民传子，官传贤。于是，中华大一统是个同心圆状的政治共同体，只要官以民为中心，民就以官为圆心。一旦官营私，“民本”变成“官本”，就“失民心者失天下”了。同心圆治乱兴衰循环往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取决于圆心的质量，取决于“官”的质量而非“民”的质量，就是中华史观。

　　第三是纽带的天然性。政治共同体越依赖人造意识形态凝聚，就越脆弱；而越依赖天然的民之所需凝聚，就越稳固、耐久。

　　人可以造意识形态，当然也会造与之矛盾的意识形态，导致宗教和主义派别林立。强调宗教和主义，统一是暂时和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倾向分裂甚至彼此刀兵相向。“天然纽带”指的是育小养老的人类繁衍。家庭是为了育小养老，政治共同体的天然本质是育小养老的互助。无论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在育小养老上组织互助，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然而，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共同体特别强调某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就普遍有脆弱和难以耐久的问题。与之对照，中华历朝历代都声称“本朝以孝治天下”。家庭伦理“孝悌”衍生出社会伦理“忠信”，社会伦理“忠信”又衍生出政治伦理“礼义廉耻”。中华农耕人向往遥远未来的“大同”，现实中却既患寡亦患不均，脚踏实地追求全体国民的“小康”。继承中华道统，中国共产党而今如此表达自己的史观：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显然在强调政治共同体组织育小养老互助的天然责任，而且继承和延续了中华的治乱兴衰史观。

　　第四是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近代以来还出现了影响政治共同体大小强弱的第四大要素，即生产方式进步引发的财富形式变迁。

　　人类大约在七千年前开始有了“产业”，完成了驯化野生的牛羊猪和培育野生植物为小麦大麦和小米大米，还有中南美洲的玉米和薯类。种植和养殖财富就是“第一产业”。但仅在三百年前崛起了“第二产业”，制造的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体。紧接着又在最近数十年崛起了“第三产业”，创造的无形财富变成财富的主体。财富主体是无形财富很可能长久不变，因为再无“第四产业”。这三百年的技术进步，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创造无形财富，给了我们一个近代的新史观——在治乱兴衰的循环史观里加入进步史观成分。因为生产方式落后，中华大一统被挤压成“挨打、挨饿、挨骂”的落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