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院”元勋周毓麟的数学人生：着迷到“无法自拔”(3)

　　1965年，袁国兴大学毕业，分配到九所。在北京大学偏微分方程专业学习期间，他的老师基本都是周毓麟的学生，讲课时一讲到偏微分方程就会提到周毓麟。

　　袁国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毓麟可说是九所的计算创始人、领头人，九所的计算方法问题大都与他相关。

　　沈隆钧也在这一年来九所报到。在浙江大学偏微分方程专业学习时，周毓麟的著作是他毕业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因此当他得知周毓麟也在九所时，心中的迷茫马上消散，为自己能来这个单位感到幸运。

　　后来担任九所副所长和科技委主任的沈隆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九所来说，若论对数学工作的贡献和影响，周毓麟无疑是最大的。

　　70年代后，理论部“八大主任”离散，邓稼先也调到院里当院长，只有于敏、周毓麟和何桂莲继续留守。

　　进入80年代，国际上禁核试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和苏联要求中国在禁核试条约上签字。邓稼先、于敏等指出，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接近理论极限，禁止核试验对其影响不大，而正在爬坡的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则可能会因国际政治角力而功亏一簧。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加快相关核试验进程，拿到应该拿的数据；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数值模拟手段。

　　核武器研究与设计需要求解非常复杂的数学方程组，这些方程组在理论上无法给出有没有解以及解是什么，只能靠做试验或者用计算机计算。但试验花费高昂，且仅靠试验无法获得过程中的内部关键细节，所以计算机模拟成为核武器研究的重要手段。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大型科学计算方法。

　　周毓麟主持了中国核武器的数值模拟及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喜欢将复杂的应用计算问题简化为一个简单模型，以探讨求出来的解是否可靠、是否稳定，即解的收敛性和稳定性问题。

　　1981年，袁国兴开始负责九所的计算机工作。70年代，李德元和周毓麟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编制一套能够实现从炸药起爆到释放的程序。他率领8个人，花了14年终于研制成功。

　　袁国兴说，周毓麟在工作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是设计软件过程中关于稳定性、收敛性的研究，二是该选什么结构的计算机、多少字长的计算机才能够满足研究所的计算要求。他说，周毓麟主导的这项工作是科学计算的奠基性工作，为计算机芯片的研制提出了高要求。

　　打破“闭门造车”

　　改革开放初期，时任九所所长李德元面对多方反对意见，顶着巨大压力，提出结束九所作为绝密单位长久以来“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封锁状态，开展对外交流，否则科技发展一定会受到局限。

　　九所第一次选派了沈隆钧等年轻骨干出国留学。因九所尚未开放，他是以北大教授身份出国的。周毓麟一手安排，与北大联系，为他写了推荐信。1983年他飞赴美国的那天，周毓麟起了一个大早专程去送他。

　　作为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理事长，周毓麟还积极推动了数学年会的召开。

　　1990年，张景琳担任全国计算数学学会副秘书长，受李德元委派配合周毓麟工作。张景琳说，周毓麟脾气特别温和，他虽然口头上说“我这个理事长不理事，是挂名的，你们才是真正的领导”，但事实上他大小诸事都会一一过问，听取汇报时不放过每个细节。

　　为了利用这次年会扩大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的影响，同时也扩大九所的影响，周毓麟在会议筹备阶段下了很大功夫，周密安排了整整一年。张景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考虑实际上是要把国内的计算数学轰轰烈烈搞起来。”

　　1991年5月，第四届全国计算数学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320余人与会。这是中国计算数学界规模最大、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当周毓麟搀扶着陈省身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

　　陈省身是周毓麟的恩师。1946年，陈省身正在筹办中央研究院数学所，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周毓麟前来求职，成了陈省身的弟子。陈省身将拓扑学作为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台阶。“拓扑学”的译名就是他起的，他还戏称“拓扑”为“托钵”，意即搞数学就要像和尚一样托钵化缘，潜心苦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