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院”元勋周毓麟的数学人生：着迷到“无法自拔”(4)

　　周毓麟曾回忆，自己到了中研院数学所后，才真正知道如何做研究。他说，有一次陈省身找他谈话，指出了他的不少错误。这次谈话之后，他好像开了窍似的，对工作对学习都好像很有信心、很有办法了，心里总觉得，无论什么新的任务，自己只要肯努力，有一年的工夫总可以得其门而入的。

　　1992年，国防科工委要在整个国防口成立10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包括九所的计算物理实验室。沈隆钧担任主任，张景琳担任副主任，李德元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毓麟被聘请为唯一一位数学家顾问，另外三位顾问都是物理学家。

　　计算物理实验室是当时国防科工委唯一一个数值模拟实验室。张景琳说，周毓麟看到了计算物理实验室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实验室可以实现对外开放，与外界交流。

　　实验室设立之初，国防科工委给了100万美元的外汇指标。周毓麟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邀请全国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对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做了一番大讨论。讨论认为，要利用这100万美元购买先进的机器。

　　计算物理实验室的设施很快全国领先，很多会议也因此集中到了这里来举办。周毓麟对张景琳说：“咱们是搭台给人家唱戏。”他言下之意是，九所人力物力条件不错，应该利用起来，发展国内的计算数学事业。

　　叶其孝说，改革开放后，周毓麟又回到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研究。作为中国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和教学的领路人，他不仅自己作出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培养出了许多活跃在国际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舞台上的年轻人。

　　“罄竹难书”

　　自从高中时期迷上数学以来，除了读数学书籍和思考数学问题，周毓麟的生活中几乎再没有别的爱好和消遣。

　　他有记效率笔记的习惯，年轻时的效率笔记严格记录了每天、每周用于数学工作的时间。80岁后在家颐养天年，他还是坚持记笔记。他的笔记工整异常，连草稿都比别人誊写好的还要整洁。他的板书非常漂亮，清晰有序，学生说他的板书就像艺术品。

　　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专业的动态，活力不减。他退休以后，袁国兴每年春节都去拜访，给他讲一下当下芯片和计算机的最新发展情况。

　　他聊天不爱拉家常，三句话一过就自然讨论起数学问题，神采奕奕地用手指在空中不断描写几何图形和公式。即便第二天要做手术，他在病床上关注的依然是研究工作的进展。

　　他90岁依然精力旺盛，只是由于青光眼几近失明。他自嘲年轻时用眼过度，提前把视力的份额给用完了，但他仍然不愿辍笔，要女儿给他买大本子，摸索着在上面“涂涂画画”。

　　改革开放后，叶其孝每年都要去看周毓麟一两次。他们都不喜欢打电话，有时不方便见面，就靠写信联络。近两年，他听周毓麟的女儿说，周毓麟有点老糊涂了，总是说“明天我就100岁了”，但他觉得，老师是在“耍滑头”，在和子女开玩笑。

　　叶其孝曾向周毓麟谈及自己的座右铭“四乐”，即“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苦中作乐、自得其乐”，周毓麟深有同感，立即拿笔记了下来。

　　周毓麟喜欢回忆在苏联留学的日子，每一个教授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他向叶其孝讲起那时他每天第一个到图书馆，最后一个离开；讲起在一次考试中遇到一个很难的题目，他突然想到自己擅长的拓扑学，解决了这个问题，连莫斯科大学校长都表示了赞赏。

　　对调到九所前执教北大这段经历，周毓麟用了“非常幸福”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他说，那时虽然忙，但总是能看到学生们的成长变化，感觉收获非常大。

　　叶其孝记得，当年曾参加过两次周毓麟主持的闭卷考试。周毓麟宣布了三条规矩：可以看书，可以查资料，但是不能相互讨论。这两次考试，一次考了整整一天，一次考了整整三天。叶其孝甚至在梦中都在做题。后来，每个人交上来的答卷都有二三十页。叶其孝说，那时候不提“创新”，但周毓麟给学生们注入的就是创新的精神啊。

　　一次，叶其孝坐在周毓麟床边陪他说话。周毓麟说起，新中国成立前夕，陈省身要推荐他到美国留学，路费、经费都准备好了，他还是没去，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在国内。

　　当年他大学毕业即失业，怯怯地去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求职，开始陈省身没有答应，但同意他来听课。他天天来听陈省身讲拓扑学，听了一个月，陈省身问他，听得懂吗？他说，听得懂。问他大学里数学念得如何，他说别的功课拖了一点后腿，但每年总平均都能上90分。又问他是否做过研究工作，他答没有，想了想又说，自己高中时出于兴趣编了三本几何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