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2)

　　“合众为一”是不同族群移民所建立的美国所采纳的族群整合模式，是美利坚民族以及作为现代国家的美国诞生和发展的成功路径。格莱泽和莫伊尼汉提醒他们的读者说，“族群”和“族群文化”这样的词汇以及清晰强烈的族群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罕见的。他们认为，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强化的族群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和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政府更多掌握资源的情况下，族群认同被当作了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动员工具——以族群多元的名义，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3]

　　文化多元主义并非没有正面意义。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语境里，这一思潮起码具备两大建设性的贡献。一是增加了社会在整体上对种族歧视的敏感度，并因此在道德和态度上有积极的改良，在立法和司法上有相应的举措。二是民众和学者对多样的族群文化遗产有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正如有些学者强调的，一个特定的族群，譬如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天主教移民在深度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进程中，并不会完全丢失由欧洲带来的所有文化习俗。意大利裔美国妇女与父母的关系会普遍比爱尔兰裔的美国妇女更加密切。这一现象脱离了她们各自不同的族群文化遗产就很难解释。[4]

　　问题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和处理族群关系有天然的缺陷，尤其在立法和政策受到这一思路影响的时候，因为这样一种观点倾向于从呼吁平等出发，支持少数族群或其他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以及其他方面获得特权以及种种形式的优惠待遇，譬如美国以关照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为目的的平权法案及其实施。格莱泽等学者反对种族歧视，也明确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和政治，譬如大学将族裔身份看作是决定录取与否的因素之一。他们认为这一导向并非在鼓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而是通过扶植特定少数族群的特权集团，去歧视其他的公民，即所谓“反向的歧视”，其结果是削弱公民和国家整体的凝聚力。[5]对新移民和弱势的少数族群，强调差异和争取特殊待遇肯定不是进入主流社会的顺畅通道。即便在文化多元主义实验做得最彻底的加拿大，风向也在逆转。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就已经在担忧，文化多元主义强化的族群认同会引导一个社会忽略真实的社会平等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而伤害到弱势群体的利益。[6]以文化多元的名义刻意和人为鼓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差异，在生活已经多样化到让人眼花缭乱程度的现代社会，往往不是人们自发和自愿的选择，而是强加和被迫的，会妨碍个人自由的发展；往往导致对法治和基本社会秩序的蔑视，嬗变为撕裂和分裂的因素；往往与尊重人权和人的个性背道而驰。

　　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族群问题的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当时苏联的族群熔合程度偏低：在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只有58.7%的居民承认俄语是他们的“母语”，比1959年还少了0.6个百分点。[7]而在同样作为多族群国家的美国，英语的绝对主流地位以及移民原住地语言的迅速边缘化，是美利坚民族凝聚力的三大因素之一。另外两个因素是得到公民高度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没有任何族群集中居住在特定地域这一事实——族群认同没有任何地理上的属性以及合法性。[8]在来源多样、族裔和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的移民组成的美国，没有任何一个特定族群长期稳定地居住在一个特定的相对幅员广大的地区，也没有任何一个特定族群持续拒绝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婚姻关系。英语作为公民们高度认同的共同语言，族群的混居和相互通婚，以及在地理上不存在任何具有族群特性的区域单位，都指向建构美利坚民族的真正强固纽带：一方面，欧洲常见的民族自治倾向在美国完全没有民意支持；另一方面，得到大众认同的美国意识形态，即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民族团结的稳固基础。

　　四百五十万爱尔兰裔移民如何变成了四千万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