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庄子和张爱玲的止庵写出了一部关于复仇的小说(2)

　　他读《史记》，读《吴越春秋》，被伍子胥的故事吸引。伍子胥在父兄被杀后一路逃亡、乞讨，于吴国躬耕田野伺机报仇时，却听闻仇人楚平王病死——寿终正寝，伍子胥痛哭。伍子胥前半生历尽艰辛却壮志未酬，这种深邃的悲剧感触动了止庵，他想为伍子胥写个故事或者剧本，这是他最初的文学梦想。但20岁的他，既不知道古人的生活，也不了解古人的语言，感觉这不是自己“能弄得了的事”。1980年，萧军出版了《吴越春秋史话》，冯至早先也写过小说《伍子胥》，止庵都专门找了来，这些作品和触动他的那个悲剧都不是一回事。他松了口气，自己的思路没被人抢先，却又感到失望，伍子胥悲凉的哭声始终无人听见。自此，伍子胥像个秘密似的，就这么一直被他揣着，这个“秘密”埋下了《受命》的种子，这段经历也揉进了《受命》的主人公冰锋的命运里。

　　1984年离开医院到报社工作后，止庵有了大量时间专心读书，他也把全部热情放在写小说上，他起了个笔名，成了写小说的方晴。几年时间，一共写了十几部短篇和一个中篇，还有一些诗歌，都发表了，但没有水花。工作也不顺利，无论在医院还是报社，都收入微薄。为了多赚点钱也为了实现文学梦，他尝试写电视剧剧本，和单位请假跟着剧组去铁岭待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戏出了问题没拍成，止庵一分钱没赚到，只能回来。人生最困顿的时候他也想过出国留学，闷头学了一年英语，到头来承诺借钱给他付学费的亲戚却反悔了。他认为自己的80年代一事无成，除了看过许多书，好像真是命运在嘲弄自己，“不管多么努力，全白费”，难以抑制地受困于苦闷。正当他慢慢滑向愤世嫉俗时，那些书给了他救赎。

　　1984年，《收获》重刊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985年，上海书店将张爱玲旧版《传奇》影印出版，止庵一接触到张爱玲就一发不可收。尽管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尽是些在红尘中挣扎的男男女女，止庵却在其中又隐约看到了伍子胥。《花凋》的主人公郑川嫦，在第一次相亲遇到心上人的当天就生病了，再没好起来，直至病死。这一出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让止庵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要这样写？”前一句写川嫦试了新皮鞋，想着“总可以穿两三年”，后面一句就写“她死在三星期后”。任人如何努力挣扎，仍然与所追求的错过，这是换了一个名字的伍子胥，也好像他自己，人世间的悲凉底色似乎无解？

　　1986年，止庵请假在家专心读《庄子》4个月，他在《庄子》里找到答案。“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书中多处讲到人世间价值观的相对性，人们所持有的是非与区别并非物之本然，而是主观对外物的偏见，只要无法摆脱这种执着的偏见，人就无法克服自身目标的有限性，也就无法摆脱伍子胥的悲剧。而在这错综复杂的众多相对性之上，有一绝对性，万物一体，并无好坏之分。只要换一副眼光，“去除成心，无所依持”，做到无所期待，人就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这一点给了止庵很大启示，接受人的有限性似乎就是解开人世间难题的钥匙。他突然想开了，心态变得平和，不再与生活对峙。本来打算为伍子胥写个现代的故事，已经写了几万字大纲的长篇小说，就此放下，不写了。1989年，止庵从报社辞职，利用准备留学那一年打下的外语底子应聘进了外企，做销售，空闲时还是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再不跟写小说这事较劲了。

　　很多年以后，他给自己取笔名止庵，“止”源自《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意在时时劝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他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地——荒凉处的一间小草棚子。

　　“吾丧我”

　　进入外企做医疗器械推销员，尽管止庵觉得是因为自己没出息，在文学上一无所获不得已才为之，但却为他带来了十几倍于报社和医院的收入，使得窘迫的生活一下子改善。

　　他继续读《庄子》，各种注本都看，前后十几年时间里读了一百多种。在止庵看来，阅读《庄子》等同于精神上的洗礼，因为“庄子哲学不是行为哲学，而是关于一个人的精神的哲学，当一个人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人怎样保持自我”。他不止一次地说，平生最佩服、最感谢的人就是庄子，自己的一部分人生观的建立也得益于《庄子》。1986年他在家精读四个月《庄子》时写下5万字笔记，1996年，他开始写新的读书笔记，又用一年时间将十几年的笔记整理成册。1999年，他研究《庄子》的专著《樗下读庄》出版，书中仅引用的书目就有七八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