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奇迹背后的奇人(2)

　　朱国梁的创作能力也很强，他演唱的弹词开篇、苏滩(包括前滩风格的幕表戏、剧本戏和后滩新赋)多是由他本人所写，此外，他还在百忙之中为报刊杂志撰写杂文与剧评。

　　朱国梁不仅对社会现实有着高度的敏感，还能巧妙利用新媒介、以各种方式传播苏滩。他定档在电台播音演唱，据说，当天的报上有什么新闻，他晚上在电台即可用赋唱出。他演唱的时事新赋《新女界现形记》《伸张女权赋》《预防霍乱歌》《哭孙中山》《狗恋爱》等，从标题上就能看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时效性。再加上他的表演，被人总结为“词句之间，言外有言，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尤其是他那一副道学先生般的尊容，种种幽默的面部表情，益加衬托出了他全部艺术的冷静俏皮的妙处。”上述种种，一个演员终其一生倘能精于一项，已属不易，朱国梁竟然兼而有之，且几乎都是无师自通。

　　作为管理者，朱国梁在这一方面亦极有远见。国风社始终平均分配，不管主角配角、演多演少，甚至不演的人也同样能分得一份票房收入(朱国梁个人取两份，一份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一份则预留为剧团包括购置行头在内的扩大再生产资金)。这种分配方式，哪怕是在后来流离失所、冲州撞府，收入仅供糊口的情况下，也使国风社始终保持聚而不散的状态。

　　1934年，上海的申曲(原名本滩，即上海本地滩簧之意)歌剧公会改组为申曲歌剧研究会，苏滩界有识之士也奋起直追。1935年3月15日，上海市苏滩歌剧研究会成立，与会代表220余人。朱国梁以主席团成员身份报告开会宗旨，继而被选为常务理事(兼任组织科主任)。8月，苏滩歌剧研究会的会刊《艺言月刊》创刊号[1]面世，会刊登载了成立大会200多人的大合影，朱国梁是其中极少几个穿着西装的人。他的左侧，依次坐着张凤云、张艳云、张凤霞三姐妹。

　　这是朱国梁人生的高光时刻，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出一点踌躇满志，但同时重任在肩的意味。在对苏滩命运忧思的驱动之下，朱国梁(笔名铜龙馆主)担任了会刊《艺言》创刊号全部的编辑工作，积劳成疾，竟致口吐鲜血。他的健康状况，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1936年秋，朱国梁开始在《金钢钻》报上发表为时将近一年的《野话》专栏，他在首篇这样写道：“在追求抗日救国这样的大理想下，一切个人的烦恼甚至不理智的自弃，都应该忽略不计。”1937年的农历元宵节，朱国梁和当时很多在上海演出的戏曲曲艺界朋友分别在《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自己的新春希望，他所表达的内容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希望中国能实行废除旧历，我希望全上海市在新年里不听见牌声，我希望全国民众将爆竹钱省下了，捐给政府里买飞机，我希望新春里的支出，勿比平常时候增加，我希望抗日计划，勿推迟到五十年以外……

　　此时，尚未发生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尚未点燃，而一个很随意就被公务人员认为只会唱淫词艳曲的艺人，却在九·一八之后就一直稳稳站在抗日的立场，不论自己经历着什么样的烦恼与艰难，都希望民众过上健康的现代化生活，把无谓的消费换成对国防事业的支持，希望看到民族富强独立。有着这样情怀的朱国梁，绝不只是一个略通文墨的普通艺人。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能够保留下昆剧传承火种的那个人，是朱国梁。从1936年起的十数年中，朱国梁带领的国风社不断吸纳走投无路的“传”字辈艺人：王传淞、沈传芹、赵传珺、周传瑛、刘传蘅、马传菁、沈传锟、包传铎、周传铮，以及笛师李荣圻、盔箱乔裕茂等。一个苏滩社，为什么要吸收昆曲艺人？或许可以从朱国梁《苏滩的现在——将来》一文(作于1935年)中找到答案。

　　从各文艺形式中吸收营养推动昆、苏融会一体

　　苏滩与昆剧源出一脉，忧心于苏滩前途的朱国梁，进而感叹当时唯一的昆班仙霓社在上海还“得不到地位”，但他坚信的是：“我说世界上没有一桩是没有挽救的，只要您肯下苦工，费脑筋，呕心血地去研究和改革，什么办法都好。”昆曲在他眼里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他号召全班学习昆剧表演，经济上以苏养昆，艺术上以昆养苏。同时，他努力突破苏滩的因循守旧，从各种故事内容中寻找题材，编写剧本，还从各种文艺形式中吸收营养，推动昆、苏融会一体。在他的感召下，国风原本的成员张兰亭、张艳云、龚祥甫、张凤云、张凤霞等也莫不全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