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奇迹背后的奇人(3)

　　1945年春，抗战胜利的前夜，由于朱国梁编唱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时事新赋”，受到敌伪的迫害，开始了流浪于江浙沪各个水陆码头的演出生活。此时国风社“七个演员分男女，独脚场面兼文武”，除了掌班人朱国梁外，只剩三个男演员龚祥甫、王传淞、周传瑛，三个女演员张艳云、张凤云和张娴，还有一个可以同时操控大锣、小锣、鼓、钹、胡琴五件乐器的独脚场面张兰亭。此去经年，八个人、一只箱、一条船，再无长物。为了国风的生存，朱国梁亲手编创了几百个路头戏、幕表戏，剧本戏，题材遍及古今中外，惨淡经营。

　　1951年9月，国风接到通知，赴嘉兴专区参加职业剧团大会演，国风以周传瑛、朱国梁新排的昆苏合奏大戏《光荣之家》参演，内容是南宋百姓抗金斗争的故事，恰好配合了当时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在观众中赢得了很好的反响。思想一贯“新型”的朱国梁在剧团获准在嘉兴登记时进行了改制，由自己时年十七周岁的幼女相正和周传瑛出任国风昆苏剧团的正副团长。

　　1952年中，国风流动到江苏太仓，国风前辈们以“传”字辈的起名原则，将随团的子女们统一更名为“世”字辈。年轻的团长朱相正从此改名朱世藕，在父亲的主持下，她向周传瑛行了拜师礼，成为“世”字辈称周传瑛为“先生”的第一人，从此“先生”这个尊称几乎成了周传瑛的代名词。很可能也是从此，周传瑛开始明确，自己今后不但要为全家老小的生存努力，而且还要扛起当年传习所的“大先生”沈月泉、“二先生”沈斌泉的传承重任。

　　1952年底，国风流动到无锡甘露镇演出，上海成立的华东戏曲研究院来人高薪聘请周传瑛、王传淞去任教。但作为国风的台柱，周、王如果一走，国风后继无人，只能散班。事关重大，朱国梁照惯例召开了全团会议，时值隆冬，全团上下只好到一家公共浴室(南方话称为“混堂”)，趁上午不营业时，借着烧水的余温，商讨剧团的走向。最终，朱国梁一锤定音：适逢杭州市派专人邀请国风去参加戏剧会演，借此契机，全团到浙江的省城最后放手一搏，假如在那里能够站住脚，大家就依然相守在一起；假如仍然改变不了生活状况，周、王另谋高就绝无二话。此言一出，皆大欢喜。12月22日晚上，国风全团即从甘露镇抵达了杭州。

　　如果国风就此报散，如果国风不去杭州，新版昆剧《十五贯》永无面世之可能，之后数十年的昆剧史，就将彻底改写。历史应该永远记住甘露镇上的这次“混堂会议”。

　　不断想办法把它改得更通俗一些

　　1953年2月13日，国风昆苏剧团第一次走进杭州人民游艺场，开始了历时一年的驻场演出，第一部上演剧目，就是朱国梁根据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改编的昆苏剧《疯太子》。朱国梁在创作上对新时代的新要求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但是昆剧应该怎样来适应新时代，他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朱国梁认为：“由于昆剧这个剧不适宜表现现代生活，因此，我要从多发掘、整理戏曲遗产，多演好的古典戏曲着手，并且要不断地想办法把它改得更通俗一些，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欣赏。”

　　1955年秋冬之际，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局长黄源慧眼识真，成立了以黄源、郑伯永、陈静为核心，国风昆苏剧团老艺人周传瑛、朱国梁、王传淞、包传铎、张娴等共同参与的《十五贯》整理小组，确定在“双熊奇案”中删去熊友蕙、侯三姑一线，由陈静执笔写出剧本。

　　从1955年11月23日至12月28日，国风昆苏剧团停止日常演出(由政府部门补贴日常开支)，暂借位于原蔡同德中药栈(即现在杭州华侨饭店所在位置)作临时团部，排练整理改编本《十五贯》。朱国梁对无锡知县过于执内心的分析与体验清晰、透彻，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的神，同时，以眼神表情、身段、念白等和谐一体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主观主义代名词”这一不朽的舞台形象。

　　1955年12月29日起，《浙江日报》开始登载“重新整理昆曲传统剧目”《十五贯》将于1956年元旦在浙江胜利剧院演出的广告，12月31日就于夜场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向当日下午闭幕的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了首场汇报演出。整改本昆剧《十五贯》，就这样对世人拉开了帷幕。之后的故事，很多人都能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