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天团”近日频上热搜 外交翻译大神如何炼成？(2)

　　外交口译员必须能够正确理解会议谈话或演说，并快速记录关键词，准确翻译其大意，才能促进会议所讨论议题的正常进行。他们不仅需要掌握会议口译员的所有技能，工作上的外交特殊性还要求他们学习其他技能。例如在国宴期间，当有许多人在同时说话时，外交译员就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辨别声音来源，同时还要注意翻译的音量，让目标对象能清楚听到翻译的内容。

　　译员玛丽亚·罗萨里亚·布里在其2015年发表的文章《外交场合的翻译》中谈道：“熟练掌握两种及两种以上语言，能够清晰明朗地表达观点，熟悉不同文化背景是所有翻译员必备的能力。在外交场合，良好的声音投射和音量调整，更能为翻译增色。这不仅是因为在外交翻译中极其少用麦克风，更是因为在这些场合中，耳语同传，或者叫做低声口译，也更为常见。”

　　外交口译不仅仅需要超强的记忆力、速记能力这些口译基本功，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这就要求译员要时刻观察对话者的状态，甚至连眼神交会也不能错过。译员有时候还需要肢体语言、手势和语调等非语言形式的辅助来传达最精准的翻译。

　　2.专业背景知识靠积累

　　翻译刚入门时，接触的大多是日常用语和常见的行业专用词，但随着翻译难度的增加，译员的知识面也要随之拓宽。它从来不是简简单单找到一个对等词或者用一个词来代替另一个词的问题，翻译者必须理解表达者的思想及其潜在含义。译员必须了解足够多的专业术语和背景信息，包括每个任务相关领域的所有知识，毕竟你无法解释自己都没有理解的事物。

　　2000年10月23日，美国第64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会见了朝鲜领导人，美国国务院高级韩语翻译唐金（Tong Kim）是奥尔布赖特的随从翻译。唐金为了这次会面，学习了大量的专业术语。他回忆，“当我第一次开始翻译时，我像个韩国人那样说话，但他们似乎并不买账。后来，我就改进了口音，我学会了朝鲜的语言，他们的语调，他们的方言，这让他们对我们有了些许信任。”

　　3.灵活变通需智慧

　　外交翻译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如表达者突然蹦出超出译者知识范围的词语，又或因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卡壳，这都要求外交译员拥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和灵活变通的能力。

　　在《外交糗事》一书中，作者伍尔科特就谈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用俚语“我不是来耍滑头的”（ I am not here to play funny buggers）来回应日本立法者提出的一个问题，而对于日本译员来说，这个口头语却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集体商讨着如何才能把“funny buggers”用日语精准表达出来。最后译员们把这句话译成“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做取笑同性恋人群这种无聊而没品的事情”，从而让观众更直观地明白了这个俚语的含义。

　　“有些时候，最好的翻译是不用翻译，”伍尔科特写道。“比如一位亚洲部长在首尔的一次宴会上讲了一个长笑话。韩国翻译官不知道如何翻译，但没有表现出来，他说了几句话后，观众就又笑又鼓掌。随后，当部长对他的翻译技巧表示高度赞赏时，这位韩国翻译官坦承笑声产生的真正原因，‘老实讲，部长，我也没听懂你的笑话，所以我用韩语说，部长讲了他必须讲的笑话，请大家尽情地笑和鼓掌。’”

　　4.有幸见证历史　也须承受压力

　　外交译员是政府内部紧张关系的间接承受者，这有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状态。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尼克松和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不信任国务院，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关系不太好，有时他们不让译员参加会议，因为担心译员会向罗杰斯告密。

　　但同时，外交译员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有幸亲眼目睹将会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这当然也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1990年，在美国第41任总统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讨论《开放天空条约》时，苏联翻译科奇洛夫在翻译戈尔巴乔夫的话时用英语说了“verifying”（核查方，当时指美国）一词，而不是“verified”（被核查方，当时指苏联）。会议室里的每个人当时都看着他，戈尔巴乔夫也很快反应过来：“不，不。我从未说过……”

　　这两个词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这场会谈是围绕《开放天空条约》而展开的。条约指出，双方可在彼此领土进行空中侦查，以核查其执行军备控制条约的情况。当时苏联和美国并没有就应该使用核查方（美国）还是被核查方（苏联）的飞机进行勘察而达成一致，而科奇洛夫将戈尔巴乔夫的话错误翻译成了“在领土上空进行侦查的飞机需由核查方（即美国）提供”，相当于戈尔巴乔夫“同意”了美国的观点。

　　后来，在科奇洛夫的回忆录中，他写道：“当时我真希望钻到地缝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