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寻北大侧影，觅另一个联大(2)

　　我不是校史专家，但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谈北大，或者说“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那是我的学术兴趣之一。

　　多年前，为《鲤鱼洲纪事》撰写题为《回首烟波浩渺处》的前言，提及北大档案及出版物中涉及“鲤鱼洲”故事时，也有“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或“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的提法，但我主张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只有将此举放置在当初的“干校”潮中，才能理解众多蹊跷之处。1969年10月，北大前往江西鲤鱼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职工及家属；去陕西汉中的1247人，其中教职员工440人，学生807人(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第6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关注北大汉中分校——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与鲤鱼洲的“草棚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此次汉中行，我事先告知接待方，希望参观原北大汉中分校旧址。1964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北大开始在陕西觅址建分校，最后敲定了汉中秦岭北麓。第二年8月，“653”工程破土动工。1966年，北大力学系、技术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一年级(65级)学生及授课教师来到653工地，边劳动边学习；1969年因国际形势紧张，此三系大部分师生疏散到已基本建成的汉中分校，开始正式的教学与科研。1978年4月，中央批准北大迁回，第二年完成移交，校舍及部分教职工并入新筹建的陕西工学院(日后与汉中师范学院合并，组成今天的陕西理工大学)。据《情聚“653”——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纪事》(庞桥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记载，在北大汉中分校工作和学习的师生，日后成为院士的有胡济民等十位，先后出任北大校长的是周培源和陈佳洱，此外还有三名副校长，可谓人才济济(第3页)。在这册公开刊行的北大汉中分校纪事中，我最喜欢的是后来任北大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的《褒水连城的记忆》以及钟云霄的《在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方》。前者从最初陪周培源前来选址，一直讲到：“1979年春节后，我将该交代的都交代给了前来接管的陕西工学院代表，然后，怀着依依不舍和深深眷恋的心情，告别了青山绿水、遍地黄花的汉中、告别了曾经付出了十年心血的‘653’，告别了褒水、连城！”(第50-55页)后文作者随夫君胡济民在鲤鱼洲劳动两年，好不容易熬到农场撤销回北京，“但技术物理系已经到了汉中，我们也就来到了汉中”。此文有很多精彩的细节，尤其是结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任何地方(‘653’人很多都老了，因此常常是在校医院里)，偶尔两个人碰见了，就会出现这样情景：‘啊！你去过653？’‘是啊！你也去过？’‘是啊！是啊！’两个人好像是他乡遇故知似的，握手畅谈起来。”(106-117页)我未曾目睹此类情景，但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有此因缘，北大人对陕西理工大学另眼相看，时常接受教师进修，或派人前来讲学。但这种感情，主要体现在理科院系，人文学者极少关注。我因关注校史，深知道路曲折与前辈艰辛，故特地前来参访。那天下午采风团观览石门栈道时，恰逢水库放水，场面相当壮观；回到景区门口，我请假脱队，在陕理工文学院院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原北大汉中分校旧址、现陕西理工大学北校区。刚进校门，迎面就是周培源塑像和他1988年题写的“陕南学府，士子向往；精心培养，国家栋梁”诗碑，当然要下车拍照了。众多灰砖建造的四五层宿舍楼，很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北大校园。正对着大道的办公楼，如今是理科实验楼；穿过楼道，上几级台阶，就来到跟北大一模一样的阶梯教室。教室里正上课，不好打扰；主人指着墙上那块上书“西阶”二字的蓝色牌子，告知那是北大旧物。大道两旁众多苍翠的雪松，一旦大雪纷飞，当年的北大人必定“且认他乡作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