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寻北大侧影，觅另一个联大(3)

　　参访北大汉中分校，在我计划之中；拜谒三沈纪念馆，则完全出乎意料。因为，虽读过不少北大“三沈二马”的相关文献，但受“某籍某系”流言(抱怨上世纪20年代北大中文系里浙江人专权)影响，我想当然地认定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乃浙江人。当年他们在北京学界的交往及活动，确实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其实，周作人早就提到“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知堂回想录》第4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怨我读书不细。汉阴县的三沈纪念馆里，陈列着沈尹默手书《自述》，开篇就是：“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虽然日后移居原籍吴兴、讲学杭州乃至扬名北大，但沈尹默的国学根底以及书法造诣，是在汉阴这座陕南小城奠定根基的。

　　说实话，对于三沈在学术研究及新文化建设上的贡献，我了然于心；但他们与陕西地方文化的联系，却是读王涛《“三沈”与陕南渊源考》(《汉阴文史资料》第八辑“‘三沈’及建馆专辑”第49-66页，2013年6月)，才略知一二。从2001年开始筹建，到2004年正式落成，汉阴三沈纪念馆的建造得到诸多文化名家的鼎力支持。开馆仪式及学术研讨会上，三沈工作过的北大、故宫更是专门派代表参加。

　　安康市汉阴县居汉水中上游，北依秦岭而南靠巴山，人口才30多万，经济上并不宽裕，竟大张旗鼓地筹建三沈纪念馆，并开展专门研究，这点很让我感动。纪念馆重建于三沈早年读书生活过的汉阴书院和江南会馆旧址，主展馆是江南庭院风格，正厅摆放着三位先生的汉白玉雕像，上悬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手书的“嘉惠学林”匾额。展品基本上都是复制品，但解说词写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

　　此馆虽地处偏僻，还是不时有学界名流或政界要人前来参访。我等到访的那天，当地政府十分重视，派官员及学者陪同解说，并回答各种专业问题。作为北大后学，我有义务向先贤致敬，于是不自量力，应邀写下了这么一副对联：“北大故宫文史馆，训诂书法新诗坛。”此联不太工整，但基本概括了沈氏三兄弟的经历及业绩，需要加注的是“文史馆”与“新诗坛”——除了此行的名义(中央文史研究馆采风团)，更因沈尹默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乃新诗草创阶段的健将。纪念馆里展出的《三弦》墨宝(复制品)，那可是新诗史上的名篇，初刊《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日后被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及或评说。

　　另一个联大

　　提及“联大”，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是特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不会意识到同时期还存在着另一个“联大”——那就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我应邀为张在军著《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写序，有这么一段话：“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2017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在我看来，今天表彰西北联大，不能仅限于打抱不平或颠倒时论，必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的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7月)；随着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读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1946年)，其中的“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对比不欢而散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实在让人感叹嘘唏。

　　西北联大之所以很快解体，政治因素及人事纠葛外，还涉及所在地物资供应能力，这是我当初阅读档案的感觉。抗战中众多大学内迁，既给西部地区带来了文化知识与先进技术，也给大学所在地民众增添了很多麻烦——最直接的便是物价飞涨。相比西南联大设在省会城市昆明，西北联大办在汉中城固县，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城固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名胜古迹甚多，但经济实力不行，直到2020年才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推想八十年前，因战争缘故，西北联大这么个临时组合且建制复杂的庞然大物突然涌入(四个学院在城固，另外两个分设附近的勉县与南郑)，各种内在矛盾与外部摩擦绝难避免。这也就是老话说的，“水涸鱼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