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磬声声中,读懂一座“文化的”海幢寺(2)

　　陈滢：岭南的“僧人书画”始于明末清初。当时以天然和尚释函昰为核心的一批寺僧，在出家之前皆为文人学士，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擅长诗文书画。他们出家之后又不能忘情于世事，胸中儒、释交加，遂以诗文书画来宣泄“国破家亡”的悲愤，于是“僧人书画”大兴。而之后几代的寺僧，无论是其出家动机、或是其心绪意态，已经迥然不同于清初的前辈，但是他们对书画的执着与热衷，仍然一如既往。

　　羊城晚报记者：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代表人物有哪些？“海云书派”的主要风格是什么？

　　陈滢：在书法方面，以天然和尚释函昰为核心，门下有今无、今覞、今释、今壁、今辩、今但、今印、今帾、今载等人的佛家书法流派。这个独特的书法群体的僧人，都与番禺雷峰的海云寺相关联，因而有“海云书派”之称。

　　绘画方面，则以清初的古毫、清中后期的宝筏较为知名。

　　天然函昰既是明清之际的岭南佛门领袖，又是著名的书法艺术家。他“以禅通艺”，将佛理融会于书法当中，其书法纯任天然、空灵静寂、道韵深邃，一种山林之气弥漫其中。天然的书法风格，是“海云书派”最具代表性的风格。但作为一个群体，海云书派又有着种种的丰富性与不同的个体风格。

　　羊城晚报记者：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贡献，给岭南书画艺术发展带来什么深远影响？

　　陈滢：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贡献，堪称广东乃至全国宗教及艺术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清代岭南寺僧书画艺事之脉络源流与时代背景、个体风格与群体面貌、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都有着相当的研究意义。

　　海幢寺刻书与藏版：是我国近代刻印书籍较多的寺院之一

　　如果说岭南寺僧的兴起是以海幢寺为代表的文化现象，并非它独有，那么清代海幢寺在刻书、印经方面的成就却向来受到学界关注，它更是在古代广州寺院中唯一设有“经坊”的。从清初到清末，海幢寺出版的经书诗文数量众多，经久不衰，其刻印出版的书籍，称为“海幢寺经坊本”。

　　羊城晚报记者：海幢寺在刻书、印经方面有什么成就？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文化现象？

　　林子雄：与展览中书画的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展览第二单元“经籍刻印”展示的是广州海幢寺刻印书籍的历史。

　　海幢寺是古代广州寺院中唯一设有“经坊”的寺院，展览以一幅近代广州外销画呈现海幢经坊的情形，大门上有一“重来结集”匾额，意思是佛教经典和高僧诗文在这里得到汇编成册，印刷成书，广泛流通。

　　从清初出版时任海幢寺住持道独和尚的《华严宝镜》为开始，至乾隆、嘉道年间，海幢寺刻书无论数量抑或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整个清代海幢寺共出版书籍110多种，是我国近代刻印书籍较多的寺院之一。

　　海幢寺在编辑出版佛教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刻印高僧的诗文集，如函昰《瞎堂诗集》、函可《千山诗集》、古云《月鹭集》、纯谦《片云行草》、宝筏《莲西诗存》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文集里大都附有一份助刻人士的名单，如《瞎堂诗集》、《月鹭集》，各有100多位人士捐资助刻，这些助刻人士名单可以成为研究海幢历史的一个佐证。书中的书名、序言、题辞为天然、张维屏、黄培芳、鲍俊等名家书法所写，也是 “禅风雅意”的另一种体现。

　　海幢寺的刻书、印经，使佛教经典和高僧诗文得以广泛流传，为后人认识了解和研究佛教，尤其是岭南佛教留下了丰富和珍贵的文献。

　　羊城晚报记者：如今在大洋彼岸图书馆里，还有相当数量的海幢寺经刻，这对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

　　林子雄：十九世纪初，海幢寺刻书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关注。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前往中国之前，曾向所属的伦敦传教会打听中文印刷的情形，他曾在海幢寺购买了大量图书并带回英国(今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有海幢寺图书80多种)。1825年来到广州的美国商人亨特曾在他的《旧中国杂记》一书中描述了海幢寺经坊，“教义被刻在木板上，木板不断地印出书来，用来赠阅或出售”。与此同时，德国学者诺依曼也将海幢寺图书带回欧洲(今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有海幢寺图书28种)。尽管马礼逊购买海幢寺图书是为了认识和掌握中文雕版印刷方法，以便将此运用到基督教刊物的印刷传播上。但他和诺依曼等人将图书带回欧洲，由图书馆珍藏，令海幢寺图书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时至今日，大部分海幢寺图书在海外收藏。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国大陆的海幢寺图书30余种，而海外所藏海幢寺图书的数量远超于中国大陆。

　　马礼逊等将海幢寺图书带到欧洲，对西方学者认识和了解包括雕版印刷术在内的中国文化带来一定的帮助。

　　中西文化交流：构成了西方人对广州的第一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