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编纂、流失与回归(2)

　　到1912年，民国肇建，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仅藏《永乐大典》64册，不及原数的1%。而这64册成功入藏京师图书馆，与鲁迅有密切关系。原来，这64册历劫而存的《永乐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拿回家中收藏。鲁迅在民国成立后，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他多次以教育部名义致函陆润庠，希望他将珍藏的《永乐大典》交由京师图书馆保管收藏。1912年7月16日，这批典籍入藏京师图书馆。

　　当时，公共图书馆的观念仍有待更多人接受，京师图书馆的成立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作为文献大国，其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理应有能与之地位匹配的文献入藏。京师图书馆的这64册《永乐大典》，开启了国家图书馆持续至今的搜求《永乐大典》的历程。

　　在这一历程中，郑振铎的名字不能忘记。郑振铎对《永乐大典》的兴趣，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与风向。1938年，郑振铎发表了《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将视野转向此前并不为文学研究者所多关注的“俗文学”上，如歌谣、变文、鼓子词、子弟书等，这些兴起于民间的文学形式，其实拥有比“雅文学”更多的受众，它深刻影响了社会心理的形成。这些民间文学的材料，许多就保存在《永乐大典》中。

　　《永乐大典》当然不只保存了许多民间文学的材料，它堪称“典籍渊薮”，尤其它收录文献很少删改，基本保持原貌。从清代至今，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让已消失的重生，让遗忘的再度被记起。

　　国家图书馆历百年成为《永乐大典》最大收藏地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成为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1951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郑振铎的《关于永乐大典》一文，文章介绍了《永乐大典》的编纂、流失与收藏。同月，在郑振铎等人的策划下，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永乐大典》展览，在二十天的正式展期中，总共有八千二百多人一睹《永乐大典》真迹。

　　1951年，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册数从前一年的109册一跃至144册，其中新增的33册来源于以下三处：这年3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所藏11册还赠中国；7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的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所藏21册全部捐给政府；8月，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将所藏1册捐给政府。这33册均转交北京图书馆统一收藏。

　　郑振铎与张元济是故交。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郑振铎介绍了商务印书馆藏《永乐大典》的一段往事：这批藏书原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属的涵芬楼，在1932年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中，涵芬楼被炸毁，无数典籍葬身火海，《永乐大典》由于提前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而幸免于难。郑振铎对商务印书馆此举表示由衷敬佩，评价“该馆今以历劫仅存的最珍贵的图书捐献给人民政府，其化私为公、热爱政府的心，是值得钦佩的。人民信赖与热爱自己的政府，曾不断把他们的所藏捐赠出来……他们明白人民政权会十分重视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会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给人民大众加以应用与参考研究的。”

　　流散的典籍，如同漂泊的游子，似乎天然有着“凤还巢”的愿望。1951年，定居在香港的藏书家陈清华要出让一批古籍。由于陈清华的藏书素以珍贵著称，郑振铎得知此事后，迅速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当时国家财政窘迫，但仍决定购买这批藏书，1955年陈清华第一批藏书入藏北京，其中包括4册《永乐大典》。为了让这批古籍安全回家，郑振铎要求不得乘坐飞机。

　　然而，谁能想到，1958年，郑振铎因为飞机失事而殉职。逝世后，他的家人将其所有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

　　时至今日，国家图书馆已成为全球收藏《永乐大典》册数最多的图书馆，224册得来不易，历百年才有这样的成绩。这其中凝聚了党和政府守护传统文化遗产的坚定决心、收藏者化私为公的襟怀、管理者对书籍的认真搜求与妥善保护，还有社会大众的关心。

　　文脉系乎国运。《永乐大典》的聚散沉浮，生动展示了书与人的命运是如何紧密相连的，国家强盛，才能赓续与弘大文脉。从皇史宬到图书馆，从宫廷秘藏到人民所有，《永乐大典》的传奇经历，也正是历史潮流的注脚。(易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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