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3)

　　与加入党组织的作家交相辉映，百年中国文学中还有一批在文学战线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党的事业彼此呼应、彼此配合的“同路人”作家。他们虽然没有党员身份，但在革命者队伍中，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革命队伍不可或缺的一员。鲁迅、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闻一多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和巨匠。他的《呐喊》《彷徨》深刻揭露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和国民劣根性，对广大民众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和投身党的革命实践，推动革命文艺发展，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同路人”。毛泽东曾评价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巴金也是党的重要“同路人”。他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充满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批判，表现一代青年新人的“觉醒”，具有强烈的启蒙意义。老舍则是一位一生都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同路人”。抗战期间，他毅然南下武汉，投身抗战洪流，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处主任并创作了大量面向大众的文艺作品。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以抗战为背景表现人民的悲惨生活，控诉日军的残暴罪行，讴歌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精神。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党员身份的作家以及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同路人”作家构成了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主体，是百年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是中国新文学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才保证。

　　党对文学事业的发展一直有着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始终有着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

　　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十分重视用文学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主张，注重用文学作品动员、发动、教育、启蒙群众，批判、揭露敌人。中共一大就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对文学运动和出版物的领导。其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断地随历史进程而进行着同步调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主张以各式各样的文艺形式推动宣传工作，启蒙大众，唤起人民的革命意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对国统区文艺的领导，注重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倡导文学的大众化和战斗性，鼓励文学直接服务抗战、服务革命事业。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讲话不仅深刻影响了解放区文学创作，也对新中国的文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党实现了对解放区文艺工作的统一领导，使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时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使用“党的文艺政策”概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建立了完备的文学制度。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通过设立文艺领导机构和颁布文艺政策来施行。中国的文学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制度的优越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为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党中央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机构，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文学领域，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文代会和作代会是党的文学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纽带，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新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双百”方针成为推动“十七年”文学繁荣发展最重要的文艺政策，在这一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比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