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4)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又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事件，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一次深刻的调整与宣示。邓小平出席大会并发表了祝词，他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对新“二为”思想的含义作了具体阐述。从此，我国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正式表述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广大作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指明新方向、开辟新道路。

　　党的百年历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在百年文学中得到生动形象的书写

　　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和书写对象。中国新文学史某种意义上正是形象化的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党的百年历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在百年文学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并产生了一大批红色文学经典。

　　讲好党的故事是中国新文学的神圣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就开始了对党的革命历史的同步记录和书写。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1926年，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最早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的历程；1931年，巴金的小说《死去的太阳》最早表现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运动；茅盾的《子夜》全景表现20世纪30年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书写旧世界的崩溃和新生事物的诞生，成为革命启蒙教科书；1935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正面表现东北抗战和东北人民的生活与挣扎；1945年，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深刻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1946年，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生动描写敌后抗日斗争；1948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表现解放区土改的宏阔场景。

　　“十七年”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繁盛期。吴强的《红日》描写解放战争中发生在江苏涟水，山东莱芜、孟良崮的三次重要战役，表现了敌我之间的残酷较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延安保卫战为题材，描绘了一幅生动、壮丽的人民战争画卷；曲波的《林海雪原》展现了人民军队在东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柳青的《创业史》全面展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当代农民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生动描写了土改给农民精神生活带来的变化；老舍的《龙须沟》通过龙须沟的古今对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许多全景式反映党的革命历史的优秀文学作品。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全景展现党建立红色政权、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长征和革命战争的恢宏历史；王树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黎汝清的《湘江之战》以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之战为主线，真实再现了英勇战斗、不畏牺牲的红军精神。同时，对新中国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精彩的文学表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人世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表现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致敬知青们的奋斗岁月；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表现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一代的奋斗历程；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表现现代化对中国农民和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带来的改变；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谌容的《人到中年》表现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