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洞察时代颠簸中的心灵悸动(2)

　　《装台》描写了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劳动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有四个演出团，需要大量的“装台人”，陈彦和他们打过不少交道，彼此很熟悉。写小说的念头是由两个场景激发的：陈彦习惯清晨锻炼，经常在研究院的院子里，看到空地上胡乱仰卧着众多刚收工的装台苦力，他们脸上的憔悴与疲惫，击中了陈彦的柔软。如今，提到这个画面，陈彦唇角抖动，几近落泪：“我觉得，他们是值得被书写、被记住的。”

　　陈彦的院长办公室在三楼，窗户对着舞台的后台口，装台施工人员常在这里抽烟、休息、吃饭，他们之间的对话能清晰地飘到陈彦的耳边，“这些人交谈中的信息量极其密集，他们有故事。”他要为这些渺小者、无名者做传。

　　小说聚焦在装台的小工头刁顺子身上，他手下管理着二三十号人，到处找活儿。劳碌的奔波和持续的病痛外，他的家庭鸡飞狗跳，第三位妻子蔡素芬、亲生女儿刁菊花、养女韩梅纷争不断。刁顺子人如其名，处事以“顺”为先，他对剧团大小演员、各位领导卑躬屈膝，对待蛮横的女儿刁菊花，完全丧失了父亲的威严和自尊，放任自流、予取予求。全书基本上看不到他任何的奋起与爆发。

　　但在陈彦的理解中，刁顺子不是纯粹的窝囊、懦弱——面对庞大生活场域的碾压，他必须做出乖顺的转圜，甚至以“奴才相”去博得施舍，才能在无所依傍的境遇下养家糊口。强硬不能提高他的地位，忧虑挤压着他的个性，但他依旧保持了善良，帮衬着穷弟兄，抚慰着妻女。在陈彦看来，刁顺子这样的“渺小者”，凡庸而高尚。

　　刁菊花是陈彦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她撒泼耍赖、寄生在父亲的血汗上，毫无感恩之心，辱骂继母和姐姐，杀戮残疾小狗。但通读全书，读者不会一味憎恨，也会交付同情。“刁菊花的变态性格有自身的原因，更是时代奢靡之风的产物。她的父亲赚不到什么钱，无法填满她的物质欲望。同时，刁菊花面容丑陋，而这个社会逐渐讲究‘颜值’，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看到他人有一点儿舒心，便心生嫉妒，陷入了毁灭的疯狂。”

　　当刁菊花有望跟随大伯去澳门发财后，她如同脱胎换骨，变得厚道、体贴，获得烟酒商谭道贵的爱情、准备出国整容时，她第一次对父亲有了孝敬的举动。这种反差让刁菊花的形象获得了社会学的意义——她并不是个天生“泼妇”，而是逼仄环境扭曲成的畸形怪胎。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让虚构的“这一个”找到社会生活的对应。

　　评论家李敬泽写下了这样的推荐语：《装台》或许是在广博和深入的当下经验中回应着那个古典小说传统中的至高主题：色与空——戏与人生、幻觉与实相、心与物、欲望与良知、美貌与白骨、强与弱、爱与为爱所役使、成功与失败、责任与义务、万千牵绊与一意孤行……此处是盛大人间，有人沉沦，有人修行。

　　在全书的结局处，陈彦战胜了大团圆的诱惑，让一切归零：刁顺子娶了工友的遗孀做第四位妻子，刁菊花的爱人谭道贵因卖假酒获刑，失去经济支持，她的整容半途中断，一无所有地带着塌陷的面容回家，与新继母战火再起……“刁家的好运是短暂的，‘改头换面’谈何容易！轻浮廉价的许诺会背离现实主义的原则，矫揉造作，虚幻不实。”陈彦说。

　　刁顺子还将继续腾挪在循环的困境中，如作家阿来所说，《装台》写出了古往今来莫之能御、无从逃遁的生命之重。

　　3 持守恒常的价值

　　很难衡量，文坛和戏剧界的陈彦哪个更成功：《主角》颁获茅奖，2018年登临“中国好书”文艺类图书榜首，同时还获“施耐庵文学奖”；《装台》也荣登2015年“中国好书”文艺类榜首，并斩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而戏剧界的顶级奖项同样对他青睐有加——三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获得首届“中华艺文奖”，戏剧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先后五次获“五个一工程奖”。

　　和小说创作共通的是，陈彦在编写戏剧时，从不接受“命题作文”，只有在被打动、有感悟的时候，才会动笔。

　　现代戏《迟开的玫瑰》绽放在1998年。在当时的普遍观念中，女性只有受教育、当白领或者做生意、住别墅，才算实现了人生价值。这部戏却反其道而行之，女主人公乔雪梅考上了大学，却因老父瘫痪、弟妹年幼，放弃了求学机会，撑起了家庭。陈彦说，他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背运大姐”，她们托举了至亲，自己却黯淡于家务劳作中。陈彦认为，命运是冷酷的，能够一往无前，抵达光鲜亮丽，是奢侈的幸运。变故和困顿难以躲避，无奈的收缩屡见不鲜。陈彦希望，通过《迟开的玫瑰》，呈现社会塔底的负重，向牺牲了青春与前途的平民英雄致敬，释放出他们被遮蔽的光华。

　　《迟开的玫瑰》问世至今，多家剧团移植，在舞台上存活22年，演出上千场，观众累计达百万人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