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2)

　　敦煌研究所四面满目荒凉，环境闭塞，物质匮乏，“想买瓜子吃，但瓜子壳都见不到”。即便是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居所也是简陋的土房子，屋里几乎什么都是土做的。来自南方的樊锦诗很快感到了身体不适，营养也跟不上，每夜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上洞的时候腿脚乏力。三个月实习期还没结束，她就提前离开了。

　　敦煌生活条件带给她的直观感觉，是“幻想在现实中苏醒”。虽然着迷于敦煌的艺术，但敦煌的艰苦生活令她望而却步，“没有一点去敦煌的想法”。

　　然而命运捉弄人，第二年毕业前夕，她却被分配到了敦煌。

　　她实习的1962年对敦煌也是重要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批示拨款，启动了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常书鸿所长意识到，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需要专业考古人员介入。

　　他向正在敦煌带队实习的宿白提出，北大能不能推荐实习的学生毕业后到敦煌工作？于是第二年，宿白向常书鸿推荐了樊锦诗和马世长，他们被正式分配到敦煌。

　　马世长的妈妈得知消息，号啕大哭。樊锦诗的父亲则给校领导和系领导写了一封信，托女儿转交，信中陈情“小女自幼体弱多病”，希望重新考虑。

　　樊锦诗最终也没有转交这封信。受到当时“学雷锋”思想的感召，以及老师苏秉琦、宿白先生的鼓励，她也朴素地坚信，国家需要到什么地方去，她就到什么地方去。

　　敦煌人的共同宿命

　　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像是长在敦煌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像在精神上连根砍断

　　艰难的生活尚可适应，后来的半生里，她经历的最大的痛苦，也是敦煌人共同的命运：骨肉分离。

　　1967年与丈夫彭金章结婚后，两人在敦煌和武汉分居两地长达19年，他们的孩子辗转武汉、敦煌、河北、上海等多地，聚少离多。为了家人团聚，樊锦诗曾多次起念离开敦煌，最终都没有走成。

　　在《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中，她多次陈述了独自在敦煌时孤苦无依的心情，“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哭过之后我释怀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了。”

　　除了外部原因，也是因为她内心对敦煌越来越放不下。时间一长，看懂了敦煌，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会问自己，难道就这样一走了之，不给敦煌做点什么事？”她说。

　　有一年她在武汉与家人团聚，下决心离开敦煌。但是半夜失眠，起床翻书，不知不觉拿起的还是一本敦煌石窟研究的书。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像是长在敦煌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像在精神上连根砍断。

　　直到1986年，作为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始人的彭金章放弃了教职，调入敦煌研究院，家庭终于团聚。怀念起两年前逝世的彭金章，樊锦诗说：“老彭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爱人。”

　　而彭金章以年过五十的年纪，在敦煌从零开始做田野考古，主持了莫高窟北区200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收获了数量众多的僧房窟、叙利亚文书《圣经》文选、波斯银币等重要发现。

　　彭金章60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他们共同的恩师宿白先生看到报告后，对樊锦诗打趣地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

　　50年迟迟未出的考古报告

　　她被分配到敦煌时，宿白提出：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交出答卷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宿白先生说她“瞎忙”，意思是她自己的考古报告，始终没有做出来。

　　她被分配到敦煌研究所时，宿白就对她提出一个期望：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交出答卷时，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樊锦诗承认，宿白先生对她一生影响极大。他30岁出头时撰写的《白沙宋墓》，正是中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也是考古报告的典范。这本报告不仅有传统考古报告包括的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记录，还从墓葬生发出去，探讨了与之有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为考古报告带来了新的气象。

　　1962年，宿白受邀在敦煌研究所作《敦煌七讲》学术报告，提出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分期考古和考古报告，否则石窟寺考古无法深入。

　　但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写出来，樊锦诗觉得对先生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