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3)

　　“‘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后来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被日常事务占据了大量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搞业务。”樊锦诗说，但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自己没有真正想明白报告该怎么做，而这份报告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樊锦诗理想中的莫高窟考古报告，不仅能让考古学家点头，也要使美术家满意；不仅符合科学性，也要符合审美。“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迈不过去那一步，就到不了。”

　　直到2011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完成，历经近半个世纪，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终于出炉。根据计划，这样的报告一共要出100卷，工程浩瀚。

　　在北大考古学系所受的训练和熏陶，让樊锦诗一生恪守“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后来她在敦煌研究院院长工作中，北大的精神也时时影响着她的选择和作风。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博士毕业前参评优秀论文，请樊锦诗评议。她看完论文后直言，论文内容还有些问题，文字也不够好，这样的博士论文也能评优，其实是把他害了。“北大的这种学术精神，让我一辈子都没办法讲假话，为此我也得罪过不少人。”

　　力拒莫高窟捆绑上市

　　樊锦诗最挂念的始终是敦煌文物的安危，“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这个守护人就成了罪人”

　　樊锦诗身材瘦小，刚进敦煌时是个“小不点”。这个“小不点”后来在敦煌面临关键时刻时，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

　　她回忆世纪之交时，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她坚决拒绝，到国家文物局汇报，时任局长张文彬也怒斥这是“自毁长城”。

　　“搞市场经济没错，但不是什么都可以交易，当时刮起了一股风，可以说直到我退下来，一直碰到这问题。”她说。

　　解决的办法就是推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在敦煌研究院同仁的努力下，制定了保护专项法规和规划。这些法规和规划为敦煌撑起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抵制了“不合理的要求和压力”。

　　洞窟保护与旅游开放始终矛盾，每逢矛盾激发成事件，樊锦诗为了文物的健康寸步不让，“旅游部门对我有看法：老太婆就知道保护。我觉得必须正视矛盾，坚持在保护前提下合理进行旅游开发。”

　　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莫高窟游客人数逐年增加。2001年超过30万人次，2014年达到80万人次，预计2019年首次突破200万人次。大量游客进入洞窟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湿度波动剧烈，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洞窟长期保存和游客健康均十分不利。

　　2002年开始，在樊锦诗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测算出开放洞窟面积不能小于13平方米、洞窟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过15000ppm(ppm为百万分比浓度)、每批进洞游客不能超过25人等一系列指标，兼顾壁画健康和游客舒适度。

　　“如果没有21世纪初提前预测，做了方案，现在不知道会变成什么面貌。”樊锦诗最挂念的始终是敦煌文物的安危，“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这个守护人就成了罪人。”

　　将敦煌永久留给后人

　　“消失”是不可阻挡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护者要做的事，是想办法尽可能延缓其衰老，延长寿命

　　即便这么努力地去保护，敦煌的命运依然令人揪心：用泥土、草料、木料、颜料制成的壁画和彩塑，总有一天会消亡。

　　樊锦诗深知敦煌壁画和彩塑会慢慢走向衰老，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消失”是不可阻挡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护者要做的事，是想办法尽可能延缓其衰老，延长寿命。

　　很早之前，樊锦诗就忧虑，敦煌壁画、彩塑的辉煌如何才能永久留给后人？她想过照片、磁带等方式，但终究也会暗淡、消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到北京出差，朋友带她去看当时的新鲜玩意计算机，说信息存在计算机里可以永远不变，这句话点亮了她。

　　“像现在年轻人说的一个词，我当时立刻‘脑洞大开’，马上产生了数字档案的念头。”她回去后立刻到甘肃省科委报告，科委负责人也赞同这个想法。于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敦煌就与国内外合作形成了一套先进的数字化采集、图像拼接技术。

　　例如莫高窟61窟的《五台山图》，13.6米长、3.8米高，共40多平方米，一张照片拍不全，用数字化技术拼接完成，最终效果可以放大去看高清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