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后，阿来终于写下内心深处的记忆

　　阿来：现实的魔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19.7.8总第906期《中国新闻周刊》

　　很多人知道阿来，还是因为《尘埃落定》，那个魔幻又没落的康巴世界。一个偏重乡土题材的藏族作家，这是很多读者对他的印象，有些浪漫，喜欢抒情和牧歌。阿来的民族身份的确影响了他，但远不止于此。当下一直伴随着他的写作，无论是作为故事的近景，还是隐含的主题，都有着现实的维度。

 

　　《尘埃落定》让他成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当时只有41岁。转眼过去了将近20年，小说还一直在写，速度不快。每次持久的写作过后，几乎都伴随着一次漫长的间歇。

　　阿来的新书跟死亡有关。这本名为《云中记》的小说写了五个月，却在阿来的心里埋了十年，直到一年前，也就是“5·12”地震10周年纪念日，才终于决定下笔。灾难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争着写地震题材的东西，阿来忙着救援，一路上见了太多的死，觉得下不去笔。没想到，当许多事情都化作尘埃，记忆却再次找上门来。

　　不得不写，阿来本来在创作另一部作品，只好停下笔来，新建了一个文件夹。诗人欧阳江河读了之后说，这是掘地三尺的写作。这么久的时间过去，阿来笔下的土地不只是曾经的废墟，更指向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时候残酷，另一些时候，则有些诡谲，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也与精神层面有关。

　　现实

　　阿来站在废旧工厂搭建起来的广场上，台下是附近的居民，还有外地来的观众，阳光猛烈，他感觉自己回到了农民的状态。这是吕梁文学季的现场，位于山西贾家庄，是导演贾樟柯发起的一个文化活动，邀请了众多作家来此展开对话，对话发生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发生在作家与乡村之间。文学和乡村，某种程度上说，像这个时代的梦境和挽歌。阿来作了演讲，题目是“乡村的消逝”。

　　他身上有时尚的一面，也有看起来保守的一面。比如，他的穿搭很讲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将一件衬衫披在肩上，那是很时兴的穿法。第二次见到，是在新书发布会上，他穿了一件花格子衬衫，很精神。

　　再比如，他不用微信，平时出门就带一本书，也会电子阅读，最近他一直在手机上读《二十四史》，现在读到《元史》了。

　　最近很多人开始关注城市题材的写作，一些作家试图直面当下的社会现实，在小说里安插了大量的新闻事件。

　　有出版社的人曾经劝阿来，让他借鉴一些更加流行的写作方式，但他没有接受。他很警惕，觉得还需要再缓一缓。现实盘踞在头顶，有时候你必须站得再高一些，才能看清我们身处的世界。然而，他有时候发现，商业的逻辑无处不在，他的《尘埃落定》出版后，出现了很多盗版，还被旅行社当作招牌。

　　“商业社会的这种诱导，比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瓦解还强。意识形态还有人反抗，成了英雄。消费社会连反抗的道理都不给你，跟不上趟，你就是一个落伍的人，甚至是废人。”阿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些现实里的诱导经常在那些虚构的小说里出现。《河上柏影》里，稀缺的柏树成为了被炒作的对象，当地的人都去挖。《三只虫草》里，虫草作为一种商品，经历了一段“旅程”，让乡村和城市有了直接的关联。消费社会重塑了城乡之间的关系，也拆解了乡村的朴素伦理。无节制的商业炒作背后是欲望，带来的是人心的变化。对于阿来，这是比民族关系更加核心的问题。

　　阿来关注这些，正是因为他对商业社会和乡土伦理的逻辑都很熟悉。1996年，他在《科幻世界》工作。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杂志，阿来需要跟各种人打交道，比如广告商、供稿人和经销商。在很短的时间内，阿来让《科幻世界》成为了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这段经历给阿来提供了很多接触现实的机会。

　　历史

　　阿来原来是写诗的。他有一段非常理想主义的过去，热爱聂鲁达，还有自由歌唱的惠特曼。1989年的时候，阿来刚满30岁，第一部诗集正式出版，小说处女作也同时问世。翻开阿来的诗集，还能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气。此前，他是四川马尔康中学的一位老师，每天除了固定的讲课，剩下的时间都跟诗歌有关。

　　“那是我的青春时期，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除了上课铃响的时候，你必须出现在讲台上之外，在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眼里，并没有你的存在。就在那样的时候，我沉溺于阅读，沉溺于音乐。”阿来这样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