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贺:我在故宫45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2)

　　董正贺15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她学习等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大家都当红卫兵，不让我当”，她第一次尝到人生的苦味。

　　“爷爷非常喜欢我大爷，他也特别听话，跟着爷爷学了医，开诊所。后来国民党抓兵的时候，爷爷不愿意让我大爷去当兵，就在国民党军统那边花钱给他买了一个位子。说是军统里的医生，其实一天都没有去国民党工作过，但是因为大爷有一张军官照片，后来成为被镇压的对象。”

　　除了没当上红卫兵，董正贺也算平静地度过了那段特殊岁月，“他们给老师贴大字报，都来找我写。”

　　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董正贺到内蒙古插队，“离边境100多公里有个乌海医院，以前是关押战犯的医院。战犯迁走后，改造战犯的那些管理干部继续管理知青。我们500多个知青就在这儿住了下来，管它叫劳改农场。”

　　插队生活非常艰辛，1972年董正贺开始发觉身体不对劲，“咳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就发烧，越来越严重。回北京去协和医院一看，确诊是肺结核。家里人不愿意让我去传染病医院，就在家里养病。”每天干什么呀？继续写字吧，“我在家里又画画又写字, 一直待了大半年。”

　　1973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成立了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像我这生病的，街道工厂都不愿意接收。”没想到幸运之神降临在寻常的一天。“一个知青办的人来家访，姓王，他看我在家画画写字，就说他那里挺忙的，问我愿不愿意到知青办公室去帮忙？”

　　董正贺到了知青办，“每天负责接待进来招工的单位，比如北京手表厂来人说给我们厂四个指标，两男两女。东方红炼油厂来人说要50个工人，40个男的，我分别登记整理。每个月大概给20块钱生活费。”

　　招工单位一拨儿一拨儿地来，有几个地方她自己也特别想去，像手表厂还有北工大，但都错过了，“人家都觉得我就是这个办公室的人，谁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也是知青，我又不能给自己推荐。”

　　时间久了，董正贺的心里有点着急。正在这时，故宫来要四个工人，做修铜器、修家具、修古建筑、油漆彩画的活儿。“当时我们家住在南池子，离故宫特别近，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时还开玩笑，说今天有一个招的是友谊商店售货员我都没动心，但是故宫我就特别动心。我父亲支持，说故宫起码挺近的，又挺安静的。”董正贺找到招工的那个人，经过体检，她挺顺利地进了故宫。

　　因为填写一张履历表，初进故宫的董正贺就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贵人。“填表的时候我还挺紧张，写的钢笔字，写完递给坐对面的干部。他看了半天问‘你喜欢什么呀？’我心想喜欢什么？我不是来这儿当工人的嘛，但是我口气特别大，就说‘我喜欢书法’。”大话说出口，她感到对方一副“什么叫书法你懂吗”的表情。“你平常写吗？把你写的书法拿给我看看。”

　　这一句话，成为董正贺命运的转折点。看了她的字，“他当时就跟我说，你不要到修复厂去，我这里有点活儿要你干。”

　　后来董正贺才知道，对方叫吴空，原来是中央文史馆的一个副馆长，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在此之前的六七年，故宫都是关门状态，那时正为开放做准备，吴空当时从干校回来被安排到了故宫。

　　吴空领着董正贺来到排了一面墙的柜子前，告诉她里边全都是“文革”当中的各种文件，其中还有一些是跟国际上交流的文件，都要整理、登记，做成卡片。“这个工作需要字写得好，就由你来做。”董正贺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坐在那儿埋头全部整理一遍，做出了完整的一套卡片。“干完了以后他特别满意。”

　　回想起那段时间，董正贺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接触了故宫里的很多“牛鬼蛇神”，不懂的就找他们去问。“都是故宫顶级的专家给我讲，比在北大读历史系还厉害。”

　　做完这个工作，原本应该给董正贺安排到修复厂去上班了，但戏剧性的是吴空又找到她，“‘小董你不去修复’，我问那我去哪儿？他说你去陈列部。”

　　天上一下子掉下这么个大馅饼，简直让董正贺喜出望外。要知道陈列部管理的全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资料，那是“只有美院的大学生才能去的部门”。更让她兴奋的是，“那真的是得天独厚，总能看到想看的东西，看的永远是最好的东西。”她觉得“在这里没有理由不把事儿干好”。

　　我那时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