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贺:我在故宫45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3)

　　陈列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整理文物的档案、照片，繁复单调，但她一干就是四年。中午休息时间她也不出去，“自己写写字”。她的右手明显能看见中指第一个关节侧磨出的一大块茧子，“拿毛笔要用这个手指顶着，从22岁开始已经这样了。”

　　天冷的时候，没有暖气还要点炉子取暖，“过一段儿我就写一摞拿出去，拿那些写字的纸点火用。”时间长了，大家觉得“这么年轻的一女孩儿，还能坐得住。”

　　故宫有个传统是“有一个人专门搞书法”。当时故宫搞书法的是特别有名的金石大家金禹民先生，董正贺经常去看他写字。1976年，金禹民先生突然患病，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接手他的职位，走上专职的书写工作。她常常感慨自己的幸运，“其实跟我一块儿写字的人，有比我写得好的。但是这个工作太枯燥了，有出国的有调出版单位的。以至于最后缺一个真能写字的，却发现没人能干这个活儿。”

　　很多看过展览的人对董正贺说：“要想找写这么好的一个楷书的人太难了。”董正贺微微一笑，“真的是要感谢故宫，因为我每天必须写楷书，稍微有一点不规矩，不光领导不答应，观众更不答应。”

　　90年代以前，故宫说明都写在抱柱上，风吹日晒的，那个字要用什么写呢？用油漆写。这样“力透木板背”的功力，完全不像拿毛笔蘸着墨在纸上写字那样轻松，要下苦功才能练就。董正贺指着当年偶然留下的一张工作照，“我那时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写字。当时就趴在地上，在木头板上写。”像绘画馆的说明牌是楠木板，在小小的一块板上用广告粉写字，“最多的时候要写两三百字，最少的时候也要写七八十字。”很多人问她苦吗？“不苦啊！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就是写字呗，我怎么写也是写。”

　　没有人相信这个字是女的写的

　　在故宫写字，最棘手的大多是写展览的前言，它是用裱宣纸写就，而裱宣纸是用好几层纸做的，很珍贵。书写时半点都不能错，稍微错一点，就全部毁了。就是这些日复一日的书写工作，让董正贺练就了对空间布局的精准判断。

　　董正贺的直爽也让领导刮目相看，有一次接到一个前言书写工作，“两米宽，高不到一米”，再拿到内容一看，她直接找领导：“这个尺寸和这个内容没法儿给观众看。”领导很吃惊，问为什么？“照这个内容写出的字最多两厘米，那观众就得趴在上面看了”。大家都将信将疑，结果一计算，真像她说的一样。后来再写前言，领导发话“小董是我们的专家，她说多少字就写多少字”。

　　曾经有很多人向董正贺约做展览，但都被她拒绝，“不用了，我写的字天天都有几万人在看。”实际上她是因为敬畏，“我知道什么是好，我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好的书法作品，我写的这不叫什么。”

　　平时只要有时间，她很爱沿着参观路线走走，“听听大家怎么说的”。观众最有意思的反应是“没有人相信这个字是女的写的，别人就以为这是一个老头写的”。这样的说法在董正贺听来熟悉得很，“从我三十来岁别人就开始这么说了。”

　　她也曾受到特别大的冲击，有一阵儿故宫里突然间变成了“用计算机电脑字体制作，然后再腐蚀”。那时候上班顶多写个临时通知，她感到从没有过的失落感，“不到50岁，我没活儿干了，也不需要我了。”但她依然喜欢写字，“人写的字是有情感的，反正我就自己写呗。”很快，也就两三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观众提出“电脑字不好看”，一切就又回来了。

　　埋头写字的时光里，还遇到过直接找上门来求字的人。董正贺记得应该是2000年初，一个人找到办公室就问“这字是谁写的”，最后找到她，一番自我介绍之后让她给写幅字，“我该怎么付钱怎么付钱”。董正贺笑了笑，“我这是工作，不是写字先生。”

　　要琢磨它为什么好看，就怕平常不揣摩

　　近几年，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恢复和提高越来越重视，董正贺觉得大家骨子里对美的向往，对字看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她深深感念自己“赶上了好时代”。

　　六年前她开始教北京各个区学校老师的书法，“现在小学一到四年级全部加了书法课，可是急缺老师。老师又不能脱产学习，故宫开设了培训课，我每周去上两次课。”她开玩笑，“现在北京这些中小学的老师，哪个学校我都认识人。”

　　让她高兴的是“这些老师可能跟我学的挺有意思的，以至于在故宫里边又办了提高班”。直到今天，即便退休了她每周也要去上课，“我挺喜欢教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也特别有必要补上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