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与一所大学(2)

　　浙大西迁的历程，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书。西迁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分成几个阶段，浙大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落脚：迁离杭州后，首先来到浙皖交界的西天目山、建德；第二次西迁，至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西迁，到了广西北部的宜山……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寇的步步紧逼，不得已一次次朝着更为遥远的大后方迈开脚步。

　　一路颠沛流离，饱经磨难。要躲避敌机轰炸，要照顾老幼妇孺，要保护图书仪器……师生们饥寒交迫，备尝艰辛。因为条件差，缺医少药，一些普通的疾病也可以致命。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和次子竺衡，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患上痢疾而不幸去世，成为他内心巨大的创痛，贯穿了此后数十年岁月。但在整个西迁过程中，他却以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支撑了、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行。

　　浙大师生们克服千难万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几经辗转迁徙，横穿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最终自1940年5月起，先后在贵州北部遵义、湄潭、永兴三个相邻的地方立足。这一个艰苦卓绝的壮举，因为其线路和几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前半段线路基本重合，数十年后被人们誉为“文军长征”。

　　浙大在黔北扎下根后，整整七年中，为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竺可桢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浙大人生活的依靠，人身安全的保障，都被他羸弱的身躯顽强地承担起来。当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抓捕后，他承受着当局的压力，想尽办法前去营救，保护他们不受伤害。

　　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渊博的知识和治学理念、勇于任事和担当的精神、对人的信任和爱护等，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把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紧紧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所向披靡，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位校长，就是一座大学的灵魂。他的气度和襟怀，决定了大学的格局和品位。

　　三

　　这是茶的故乡，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茶的香气。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曾经是浙大的学生，他的记忆里就有湄江河边的茶馆。几十年后他回忆说：“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白天到茶馆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茶馆里坐满了各色茶客，说书声、聊天声、笑骂声，嘈杂盈耳，而李政道丝毫不受干扰，埋头沉浸在自己的物理学世界中。

　　他的老师们，这个时期过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浙大教授们住的大都是破旧的庙宇、楼房，没有电灯，点的是桐油灯。家具极少，无非几把破旧的桌椅。没有自来水，只能去江边或井里打水。

　　陈列馆中的一个展厅里，有一张照片，是苏步青教授和他的七个子女。全家人住在一个叫作朝贺寺的破庙里，在旁边开出一片荒地，种了半亩的庄稼，收获的红薯蘸着盐水吃。苏步青曾赋诗写照，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曲渠通雨水，密栅远鸡豚。”

　　王淦昌教授也是一大家子人，夫人吴月琴喂养了一只山羊，挤奶给丈夫和孩子们增加营养。王淦昌出门上班时，经常牵着它，放在山坡上吃草，自己则在实验室里教学和科研，因此被学生们戏称为“牧羊教授”。有一天，山羊在野外吃草时，被野狼叼走了。学生和当地百姓到处寻找未果，凑钱又买了一只。

　　让目光以此为基点，再向前回溯。1938年11月19日，对浙大是个重要的日子。当时学校尚在广西宜山安营扎寨，还没有搬来湄潭。这一天的校务会议上做出决定——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训。这两个字是竺可桢校长多次强调过的。几个月后，他在对浙大一年级新生做讲演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阐释：“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言行标准”。

　　在那样烽火连天、险难迭出的时刻，他们何以会有心思研究并决定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务虚”的议题？随着对那一段校史的深入了解，我想我越来越理解了：黑云压城般的日子，尤其需要寻找一种支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