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与一所大学(3)

　　也是在这次校务会议上，国学大师马一浮和音乐家应尚能创作了浙大校歌，为全校师生共同高唱。歌词颇长，语辞古雅。“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开头两句，有对学子们的殷殷期待，而结尾的一句“树我邦国，天下来同”，则联系着国家强盛的伟大梦想。

　　这样的校训和校歌，从西迁途中唱起，一直唱到黔北的山和水之间。就像好钢必须要经过淬火一样，这种艰难的处境，锤炼了浙大师生们的精神魂魄。正是凭依着这样的精神，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两千公里的云和月，七个寒暑的风与霜，是不断的历练，是反复的加持，让他们的人格更加强壮超拔。

　　于是，在歌声缭绕的田野上，一粒粒种子发芽，抽枝，长叶，终于生长为一棵棵茁壮葳蕤的大树，树冠庞大，枝叶纷披，生机盎然。

　　四

　　几十年后回顾起来，李政道愈发感激这段时光。在湄江河边的这座小城里，他夯实了自己作为一座世界级学术楼厦的地基。

　　在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李政道多次提道：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教授。因为早早显示出了物理学天赋，他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及时的关怀指导。他记得，住在县城西边物理系所在地双修寺时，束北星多个晚上来找他聊天，鼓励他在学科领域深入研究：“政道，物理学上有许多奇迹等你去创造，努力吧！”他永远记着恩师这些充满期待的话，连同他高大的个头，一口洪亮的苏北口音，这让他不论走在哪里都备受瞩目。

　　同样深深地感激束星北教授的，还有原子核物理学家程开甲。在束星北的指导下，程开甲完成了毕业论文《相对论的STARK效应》，那年他才23岁。毕业后他当了束星北的助手，并连续在英国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正是在湄潭，他建立了家庭，并为大女儿取名“小湄”，纪念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地方。多年后的1960年，他接受秘密使命，扎根西北大漠数十年之久，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置身荒凉干燥的无边瀚海的漫长岁月中，他一定会经常回忆起那一座西南小城的青翠湿润。

　　那一片广袤的西北沙漠里，也留下了一位程开甲当年的老师、曾任浙大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的王淦昌的足迹。王淦昌和束星北被并称为浙大物理系两大台柱，束星北喜欢在课堂上与人争论，经常同王淦昌争得面红耳赤。但观点的分歧，丝毫不影响两人深厚的情谊。

　　在湄潭期间，王淦昌潜心研究，写下了一篇名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论文，1941年10月寄到美国《物理学报》。几个月后，美国教授阿伦根据这一建议进行了实验，获得巨大成功，被国际物理学界公认为是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此后，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教授，根据这个成功的实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成为我国核武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将近二十年时间内，隐姓埋名，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全身心投入研制工作中。他和曾经的学生程开甲都获得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受到隆重表彰。

　　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名教授、著名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卢鹤绂，1942年就发表了重要论文《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来，卢鹤绂当即向师生们讲述“从铀分裂到原子弹”的原理。次年，他正式发表《从原子能到原子弹》一文。由于原子弹的研制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蛛丝马迹向外透露，因此他被外国学者称为“第一个揭示原子弹秘密的科学家”。

　　西迁时期的科研成果，并不限于物理学领域，各个学科都有着卓越的贡献。这是随手拈来的一系列著述，作者名字和课题内容都足够响亮：数学系苏步青的《影射曲线概论》，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生物系谈家桢的《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贝时璋的《丰年虫及细胞学研究》；工学院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农学院卢守耕的《水稻多收栽培法》……

　　学术成就，是衡量一所高校的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七年间，在远离战火、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中，秉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念，浙大取得了巨大进步，凭借其惊人的学术成就，异军突起，由一所普通高校变为著名学府，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