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沈大成：笔下世界像达利的画 曾预言疫区魔幻生活(2)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使用一套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先设想一个和自己所处的世界基本一致的地方，然后调整一点数值，让社会的方程式错乱，之后就诞生了为这些漏洞重新找回平衡的人。她热衷于让他们制定新的社会公约，当新秩序和旧法则交汇时，一个故事由此发生。

　　幸运的是，这个办法屡试不爽。从那时候开始，她没有写废过什么，甚至有时觉得，这让她变得懒惰，似乎能按照这样的公式得到无穷尽的故事。可故事日益生长成相似的样子，这也让她开始谨慎。

　　她仍然偏好重置数值，但又不喜欢漫无目的又不真挚的虚幻。她确定，仅仅偏差5度，是她能够接受的虚幻。

　　在这个偏离的世界里，沈大成创造理想的肖像——人物有谋生的工作，分配收入时精打细算，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时会有些紧张；他们有主见，又不依据主见行事，因为妥协更方便；并且，常在新时代独自怀旧。她希望，“他们的智力达到了既能够认清处境，也理解自己的程度。”

　　她曾请作家朋友俞冰夏写了一篇书评，评论自己的小说《阁楼小说家》里主人公的小说。俞冰夏很认真地完成了。俞冰夏说，这世界上的作家大抵分三种，一种是出于对自己的爱而写，二是因强迫症而写，第三种则是为了崇高的幻想。在这评论中，沈大成重新认识了自己笔下的这个遁世者——是同时平均地拥有着这三种样貌。俞冰夏把作品中的人物评论出了真实感，在沈大成读来，是“用‘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的论调嘲笑了一些真的作家”。

　　奇怪的普通人

　　沈大成一直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年复一年地重复。像计算机的程序指令，小学、中学、大学，上班，换了三份工作。她习惯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有点想不起自己学生时代的事情，好像并无大事，乏善可陈。甚至忘掉自己曾经是个班长，还是一次同学谋划聚会时提起来。安静、害羞，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她给自己的定义。

　　学生时代，她从来没想过写作，也没有真正尝试过。她喜欢看武侠小说，还有《三个火枪手》一类的小说，冒出过写打打杀杀故事的念头。她的父母都曾是公司职员，她印象里，母亲年轻的时候，常常跑到福州路的新华书店买书看。而父亲会从单位图书馆带回很多书，有时会说出“我喜欢孤独”的话。这些让她觉得，文学是那个年代的日常状态。

　　从上海大学工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她没有想好做什么工作。广告公司在招聘，她顺利写出一套产品文案，成了一名职员。有十年的时间，她不断琢磨产品，像是一个思维训练，冒出很多奇怪的点子。

　　但她总是设想极端的坏情况——文案工作可能会越来越边缘，四十岁如果还是如此，价值何在，为此焦虑不安。2003年的时候，SARS暴发，老板跟他们说，要么裁员，要么减薪。她觉得漫长的未来变成了威胁。

　　两年之后，她开始给《上海壹周》写专栏，每周或者两周写一篇800字的小故事。那时，周围的同龄人都在讨论现实生活，柴米油盐、生儿育女，而她总在想象一些奇怪的虚幻的事，她为此产生了羞耻感。

　　责任编辑项斯微看着她的笔名“沈大成”——这是一家上海糕点的名字，而项斯微喜欢这家店卖的双酿团，把这个作者也想象成了这个样子。见面之后，却是一个瘦高的女人立在面前，风一吹过，裤管会像旗子一样鼓起来。

　　徐晓倩这个本名有一种标准制式的女性化，在现实的男权社会里总会遭遇某些固有的偏见。她自己爱吃沈大成的黑米糕，发现这名字不错，像个男性，写作的时候启用了这个笔名。

　　几年后，《上海壹周》要招聘一个编辑，问她是否愿意，她说好。进入报社工作，身边的人都在写作，讨论文学作品、写书评，创作变成一种日常，那种羞耻感才从她心里消失。

　　沈大成成了坐在项斯微前面工位的同事。看上去，沈大成保持着一种规律，也自认为能习惯一成不变的生活。她严格管理着自己的饮食，像严谨的科学家，不知道什么是奶盖，但每天下午一定要吃一种宜家的黑麦饼干，再配上一杯现磨咖啡。项斯微总像是听见一匹马在前面咀嚼。

　　后来，她们又一起去了《小说界》。2017年，项斯微作为责编，帮沈大成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按项斯微的风格，要把书包装得花里胡哨。项斯微形容，即便是核桃，但包装要像草莓。但沈大成觉得，核桃就是核桃，不能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