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治疫知规律 隔离要招总为先(2)

　　乾隆时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还规定在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用明代京城名医张景岳和吴又可的治疗方法，对这场瘟疫也“医莫能疗”。

　　清朝嘉庆年间，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在后来刊行的《海录》中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光绪二年(1876年)春，北京地区暴发“喉风”，谭嗣同曾在他的文章里说，当时因此病死亡者众多，乃至每日出城的棺棂往往使城门的交通为之断绝。史籍中将这次瘟疫记为“喉风”，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白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大范围暴发霍乱。由于该病潜伏期较短，传染性较强，发病突然，所以病人发病前并无什么症状，突然起病后，短者一二个时辰、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长者也仅一二天身亡。数日内便形成了发病高峰，每天死人不计其数，一时间人心惶惶。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幕僚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清朝的瘟疫，《清史稿》记载全国大小瘟疫149宗，但从总体上看，清朝的北京，没有发生像元大都、明北京那样大的瘟疫。原因之一是清朝京师的防治瘟疫措施，比元朝、明朝都好。

　　康熙反对巫师跳神治病

　　主张用科学方法应对疫情

　　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间，北京在防治大瘟疫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尤其清朝，因为害怕得痘症(天花)，格外重视疾病的防疫。

　　乾隆年间，官府曾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京城的胡同口处，以示民众。

　　历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为防止瘟疫对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现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城兵马司的主要任务便是令“井窝子”(即卖水的水铺)对水井加置封盖，以防止老鼠及“病瘤(病毒)”掉入，污染水源。同时疏浚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污水。

　　元大都、明北京先后九次流行大瘟疫，都因为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清朝康熙年间，北京出现天花流行，康熙帝命在广宁门(今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实行患者隔离，减少疫情蔓延。后来又在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各定一村，患痘症者，集中一起，实行隔离。所以，清朝在当时疫情出现时，多采取“离间法”，即今天所说的“隔离法”。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即在寺庙及空旷之所等专门开设“疠人坊”，收治传染病患者。另一种则是采取强制性隔离，即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并派兵丁镇守。

　　疫情出现时，康熙还不赞成找萨满巫师跳神治病，而是用科学方法医治。他曾患疟疾，御医久治无效。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给他治好了病。后来臣民患疟疾，康熙便介绍用这种药，果然效果很好。从此他对医学、药学、解剖学、生理学产生兴趣，还请传教士来讲课，并在宫廷中建立实验室。

　　古代发生大的瘟疫，京城的居民除了恐慌，还会尽其所能进行应对。郎中们会拿出药方，行善者还会出资买药发给患者；有号召力的，会召集大家买棺材埋葬死者。街坊邻里、亲朋好友，也会解囊相助，扶弱济困。有时，皇亲国戚、朝廷官员等，也会捐钱救灾。

　　元大都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大约有六十多万人口，商人、传教士等往来于欧亚，元大都城的大瘟疫发生在1358年，比欧洲的黑死病晚七年，这与当时的防疫有一定关系。所以瘟疫的传播与防治具有国际性。

　　大的瘟疫流行，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在皇朝时代，疫情中，原来潜藏的社会矛盾，会更加明显，甚至会激化。元顺帝、崇祯帝不懂这个道理，使本来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民变四起，后果严重。清朝开明的皇帝，总在灾疫之后，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如施赈济、减赋税、开义仓、设粥厂等，以缓解社会矛盾，尽快恢复社会生产。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出现瘟疫，康熙皇帝即命官员到疫区发放银两，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尸传播疾病，还令大兴、宛平二县设置粥厂，救济疫民。

　　清末设立防疫总局

　　颁布《预防传染病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