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我希望，《花冠病毒》永远只是预言(2)

　　我一共写了5部长篇小说，首部《红处方》多次加印，并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血玲珑》也是这样。《拯救乳房》(这个书名不是我起的)，引起了轩然大波。《女心理师》加印了很多次，也正在拍摄电视剧……只有《花冠病毒》，出版后，悄无声息，再无加印。

　　我对这个反应有心理准备。国人多健忘，心存侥幸，以为灾难远去，不屑回首。

　　我曾设想：或许我死后多少年，瘟疫再次大流行。也许有人会从尘封的角落找到这本书，发现有人多年前曾竭力发出过警示。那时，我早已逝去。只能身处天堂，为人类垂泪。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快！仅仅过了17年，瘟疫又一次卷地而来。

　　这一次，涉及面更广，死亡人数更多。

　　受命亲临“非典”一线采访，写《花冠病毒》希望竭力防范悲剧重演

　　草地：您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并受命亲临救治一线实地采访。可否谈谈那段封闭隔离经历的感受，以及在采访过程中最触动您的事情？

　　毕淑敏：触动我的事儿很多，记忆最深刻的是——一线的医生护士会告诉我，他们能看出来哪床的病人死亡可能性会比较高。我起初以为判断基于医学角度，比如谁更病重、年龄更大或者有基础病。但他们对我说，就算这些客观因素大致相同，但病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会导致生命的不同归宿。

　　简言之，能战胜病魔、活下来的概率更大的，是那些对生命抱有积极看法、努力接受医疗、求生本能强烈、绝不轻易言败的病患。

　　包括这一次和新冠肺炎的斗争，你在电视里也可看到，很多康复者都在说：信心非常重要，心态一定要好。

　　好心态从哪里来？

　　假若你得了重病，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平日积攒下来的心理能量，就会成为你极为重要的生命支撑点。你若一贯消极，到了病入膏肓时再虚弱地给自己打气，很可能见效甚微。

　　所以，我们平时就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建设，磨炼出在困难时刻镇定、勇敢、合作、不气馁、不轻言放弃的顽强斗志。这在和瘟疫做斗争的紧要时刻，非常重要。

　　我采访过很多医生护士，如果在私下场合见到他们，我认不出他们。我没有看到过他们完整的脸，但我记得他们的声音，记得他们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

　　草地：《花冠病毒》一书是您在经历2003年“非典”一线采访后，时隔8年才动笔的作品，我们想知道，您当时的所思所想，以及创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为何迟迟动笔，这期间您做了哪些思考，创作想法发生过怎样的改变？

　　毕淑敏：在面对雅典人即将处死自己时，苏格拉底向所有人宣告，“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

　　审视是个动词。意思是——仔细地看，反复分析。

　　我想借用一下。未经审视的疫情资料，也是不值得写的。这是我在深入一线，采访了“非典”方方面面，积攒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对自己说的话。

　　审视之所以重要，在于提供思考路径和方式。它要求人们自己对自己提问，以找到那些早就习以为常甚至觉得理所当然的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罪恶的邪祟与愚蠢的蒙昧。

　　我需要时间，需要思考，甚至需要梦境的参与。那个时段，我读了大量的书，做了很久的功课。在梦中，我无数次梦到过病毒，它们邪恶而艳丽，摇曳多姿。

　　“非典”后，我在理智层面上，判定瘟疫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如果说“非典”的发生和离去，有些人乐观地以为这只是偶然和意外，我觉得就大错特错了。

　　通过对非典全过程的回忆和思考，加上大量阅读人类进化史和病毒学等资料，让我心中充满深深的忧虑。我写《花冠病毒》这部小说，将我的思考镶嵌在其中的故事里，希望能传达给更多人以生物危机意识，起到警醒作用，竭尽全力防范悲剧重演。

　　病毒没有知觉，没有头脑。但作为这颗星球上最高等的生灵，人类是有良知和理智的。病毒在变异，人类在进化。人类绝非万能，病毒也不会自动停止对人类的侵袭。对病毒，不要扰动它，不要逼它跑出原有的栖息地，不要将它原来的宿主赶尽杀绝，不要让它突破多少万年以来“井水不犯河水”的生存界限。一旦它变异后冲出江湖，人类在交战初期，完全缺乏抵抗手段。病毒为刀俎人为鱼肉，形势将非常不利于人类，大规模的染病和死亡几乎会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