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多年前高丽使团觐见忽必烈 李承休笔下的大都行(4)
数年之后，李承休因为言事而被忠烈王罢官。忠宣王即位后，多次征求李承休再度入朝。李承休最后以密直副使、监察大夫、词林学士承旨的身份致仕，于元大德四年(1300)以77岁的高龄在家中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高丽史·李承休传》称其“性正直，无求于世”。他的一生，也许正如他在《宾王录》的《编后偶书》中所说：
偶寻遗草更沈吟，击壤那能中正音。自笑贫家无一物，空将敝帚享千金。
补白
侯友贤是《元史》里的侯祐贤吗？
前文中提到，李承休第一次“大都行”的“馆伴使”是侯友贤，不过，在《元史》等文献中并未找到关于他的记载。《高丽史》也仅仅是提到“(李承休)日与馆伴翰林学士侯友贤唱和。友贤五岁通五经，帝征为学士，称神童。见承休诗表，心服辄诵之”。除此之外，没有更多记载。
那么，李承休是对中国友人的姓名记载有误，还是说侯友贤真是籍籍无名之人，史书上没有收录？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在《读高丽李承休<宾王录>——域外元史史料札记之一》(《中华文史论丛》2008 年第2期)一文的注释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侯友贤与《元史·礼乐志一》中记载的侯祐贤的经历非常相似。
至元六年(1340)，刘秉忠奉旨拟定朝堂礼仪，他召集了十名儒生向金朝故老以及当时的大儒许衡等人学习，在这十个人中就有侯祐贤的名字。
另外，根据李承休提到的侯友贤的自述——“五岁通五经，帝征为学士，称神童”，以及李承休离开大都时，赋诗留别侯学士的小注“侯君善算命”，可以与《代侯学士干省府求山资疏》一文的注释相对应。该文的注释称：“侯学士讳祐贤，自述云：幼年以神童得幸，特旨俾就刘文贞公受皇极象数天文历法……”
两人有着类似的经历，且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或许侯友贤正是侯祐贤之误，但毕竟没有翔实的史料支撑，只能算是学者的猜测。
不管是哪种情况，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位名叫侯友贤的翰林学士算不上是影响历史的大人物，仅仅是元朝官僚体系中很普通的一位学者和官员，但他们却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实，在中韩两国交往的历史中，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朝鲜王朝(1392-1910)北学派的先驱洪大容曾于1765年作为“燕行使”的一分子出使清朝，并在北京结识了江南士子严诚、潘庭筠、陆飞等人，这三人在当时均是名不见经传的科考举子，后来也只有潘庭筠在官场稍谋得一官。而洪大容却将他们引为挚友，双方多次笔谈并在回国后多次进行书信往来，后人将其交往的书信辑为《日下题襟集》，为两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正是通过与这些人的交流，两国文人、官员增进了互相的理解，加深了友谊，并促进了两国的学术以及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