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至1977年林风眠在上海的艺术之路(3)

　　1950年代中后期，林风眠在不断深入生活中所体会和掌握的对于现实题材的描绘应该强于1950年代初期，他创作了一批表现生产生活的作品。此时，林风眠再一次意识到，需要回到自己的绘画传统中寻找表现社会主义生活的出路。但这一次对传统的观看，不只是来自“东方主义”视角，更多的来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纲领。无论在怎样的历史阶段，承受怎样的压力，林风眠在公开媒体的发言始终坚持创作方法的多样性。他始终在自己青睐的艺术风格里探索与现实需求相合拍的绘画。

　　1956年筹备上海中国画院的同时，上海美协起草了设立“上海画室”的草案，主要是为美术家钻研业务和辅导所设。上海画室主任一人，副主任四人，画师、助理画师30至50人。草案中提议刘海粟为主任，林风眠为副主任之一。1958年春，林风眠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组织的下乡劳动锻炼，与赖少其、关良及昔日杭州国立艺专的同事吴大羽等一起深入东郊川沙县严桥蔬菜生产队，住在农民家里，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他们还在生产队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前苏联著名漫画家叶菲莫夫和油画家李特维年柯，并一起创作了壁画。劳动结束后，林风眠感慨万分，写了《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文章是这样开头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年来在各方面的成就，是说不尽，也写不完的……许多美术工作者，在思想觉悟上提高了一步，过去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从事创作的做法，开始坚决的转变过来。”

　　原为油画能手的林风眠，在上海正式跨入中国画的圈子。这样的跨界并不让人感到突兀，他绘画的民族性探索与中国画的民族身份是颇为一致的

　　1960年代初，林风眠迎来了比较舒心的时光。1960年，他赴北京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62年，他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来自上海中国画院的王个簃、吴湖帆、贺天健与他同为这一届的副主席，而副秘书长则有同样来自画院的唐云、陈秋草。此时林风眠在上海的艺术交往圈中，来自上海中国画院的同道渐渐多了起来，他也偶尔会参加画院的活动。

　　1961年，林风眠随同上海中国画院的花鸟画家们走遍洞庭东山二十四湾，看到农村面貌的变化和自然美景，使新作增添了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同年，林风眠参加了一个晋京的重要国画展览“上海花鸟画展”。凭借十分抢眼的参展作品《秋鹜》，林风眠又一次为广泛关注。上海中国画院1961年的工作简报对此次展览做了标题为“‘上海花鸟画展’赴京展出”的特别记录：“‘上海花鸟画展’在美协和我院共同部署下，经过了一个季度的准备，做了一系列工作，共选出作品126件，已于7月23日正式在北京美术展览馆展出。当天，人民日报出了画刊特辑……其中唐云、林风眠、来楚生、朱屺瞻四人的作品尤为瞩目。”参加展览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上海中国画院的花鸟画家，原为油画能手的林风眠此时是否已被认同为一位中国画家还不得而知，但《秋鹜》无疑是一件在“调和东西”、民族化道路探索中获得成功的作品。他以毛笔、宣纸、墨汁绘制的中国材质的水墨传递出一种孤绝与沉思的抒情性，这种幽暗的抒情甚至弥漫到了画外。身为上海花鸟画领衔人物的唐云十分喜欢《秋鹜》，1961年7月23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画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鸟画》中，就特意选择《秋鹜》作为配图之一。其实林风眠参加此次展览并不突兀，他绘画的民族性探索与中国画的民族身份颇为一致。1962年1月，林风眠于《文汇报》发表的《抒情·传神及其他》中坦言自己多在观察过后凭着记忆与理解表现心中的风景，这是带有抒情性的主观表现。他特意以《秋鹜》为例，解释了自己的创作过程。文末，林风眠写道：“我们的国画有丰富的传统，如何去发展传统和吸取外来的精华，创造出我们这伟大时代的作品，需要全国广大的美术工作者共同努力。”林风眠将对自己作品的分析摆放到了中国画的体系中。

　　不知不觉，林风眠跨入上海中国画的圈子，直到1973年，他作为中国画组别的画师进入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中国画画家的身份得到了官方的备注。林风眠定期参加院里组织的学习、座谈；有时为了院里接待外宾的工作，和唐云等一起合作国画作为赠礼；也曾为了院里创作山水组画《长江万里展新图》而和国画组的老少画家一起深入长江航运局体验生活。上海中国画院有老画师提携年轻画师一起创作的传统，林风眠与当时还是青年画师的张迪平就合作过《普天同庆》，只见红艳的菊花插在冰裂纹的瓷瓶中，下面有一盘壮实的大闸蟹，分明是秋风起蟹脚痒的十月，普天同庆国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