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看对外开放(3)

　　和谐的外部环境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汉武帝解决了匈奴问题之后，西域较为稳定，陆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王莽新朝对匈奴实行贬抑政策，汉匈关系恶化，匈奴不断侵扰北边，中原与西域隔绝长达60余年。直至东汉班超出使西域，陆上丝绸之路才被重新打通。隋唐时期对外开放出现高潮，特别是与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官方高层次交流往来的频繁，也与这一时期周边国家局势的相对稳定有着直接关系。日本大化二年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效法唐制，实行中央集权，日本走上稳定和发展之路，先后派遣十三批遣唐使，掀起了唐朝与日本交流的高峰。朝鲜半岛也在此时由新罗实现统一，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与唐的贸易和人员交流空前活跃。五代与两宋时期，西北陆路交通因战争阻断，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再次受阻，而此时东南沿海及周边国家局势相对稳定，海上丝绸之路便迅速发展起来，与日本、越南及印尼、印度等国的交流达到新水平。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与当时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对外开放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环境，也与外部环境关系紧密。

　　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意义

　　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开放，中华文明就会繁荣发展；什么时候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中华文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对外开放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物质文明交流。汉代张骞通西域后，“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中亚、西亚的诸多物产，如葡萄、苜蓿、芝麻、胡桃、石榴、胡萝卜等陆续传入，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毛毡、毛布、汗血马等引进到内地，促进了纺织技术的改进和马的品种改良。宋元明清以后，物品的输入无论是品种还是规模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宋以后，对外贸易中的税收在国家财政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不仅具有政治意义，更具有经济意义，宋高宗就说过“市舶之利，颇助国用”。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明交流，既有大规模的引进，也有远距离的传播。中原的穿井术传到了西域，推动了西域灌溉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丝织品享誉各国，从秦汉至明清始终是对外贸易的大宗。中国的铁器及冶炼技术广传周边国家和民族，甚至遥远的欧洲。

　　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制度文明互鉴。历代王朝的政治制度都不排斥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优秀人才。汉代中央政府就有匈奴人任职，唐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有外国人任职。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历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安南都护等要职。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罗曾任唐朝太史。越南人姜公辅甚至做过唐朝宰相，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宬曾担任过南宋泉州官员等。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因其先进性被周边国家所借鉴。唐代的制度文明对新罗和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新罗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组织不仅与唐朝很相似，而且科举方式与科目设置也仿照唐朝。日本“大化革新”中的经济制度、职官制度、律令制度、教育制度都受到唐制的深刻影响。

　　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艺术、宗教交流从未中断。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开始向周边传播，西北汉简中《论语》《孝经》等残片的发现，朝鲜平壤贞柏洞汉墓中《论语》的发现，证明汉代儒家思想沿着东西两个方向向外传播。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箜篌、琵琶、胡笳等乐器与舞蹈，黎靬人的幻术等传入中原。东汉初年，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佛教由中国传到东亚，而印度本土佛教却日渐衰落。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次高峰，世界各地的学者、僧侣、艺术家纷纷来到中国求学或交流。宋元时期中外思想文化交流频繁且深入，宋代的活字印刷术约在13世纪传入高丽，高丽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铜活字印刷。宋元与西方的科技交流逐渐深入，中国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对西方近世文明发展起到重大影响。伴随着交往的增多，明清中外文化交流也更加系统频繁。传教士出于布道需要，将更多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利马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都是著名代表。中华文化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政府间的交流大量传往西方，引起了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注意，许多人盛赞中华文化，如孟德斯鸠就对中国的“礼”称赞有加，认为中国人正是在礼教精神的熏陶下养成了宽仁温厚、尊老爱幼、勤奋俭朴、勇敢耐劳、酷爱和平等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