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钱德勒：骑士、酒鬼和黑色小说家(2)

　　“尽管古典式侦探小说和硬派私人侦探小说大体上都遵循‘引入侦探、介绍案情、展开调查、查明结果、确定罪犯’的故事轮廓，但前者侧重从众多嫌疑犯当中找出真凶，而后者强调表现侦探与罪犯的冲突。”黄禄善在《美国通俗小说史》中写道，“有时这种冲突是心理上的，有时则表现为枪战、拳击等形式的暴力争斗。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私人侦探都无一例外地起着罪恶审判官和惩罚执行官的作用。他既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种种腐败的暴露者，又是现代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以暴制暴、扶正压邪的理想人物。”

　　孤独及孤独所创造的

　　钱德勒传记中译本《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的出版，还让我们有幸接触到钱德勒的书信，尽管只是零星的引用，却也可以看出钱氏书信大家的风采。

　　1949年，他在给英国朋友和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的生日贺信里写道：“你已经是个五十岁的老人了，真糟糕啊，或者还没有那么……我很同情你。这是个糟糕的年纪。五十岁的男人既不年轻，也还没老去，甚至算不得中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尊严却还没有到来。对年轻人来说，他既年老又平庸。对于真正的老人来说，他既肥硕又贪婪。他只对银行家和收税员尚且有用。干吗不开枪把自己打死，了结这样的人生？想一想前方可怕的未来，你可能像萧伯纳那样，变成长胡须的骷髅，也可能变成滔滔不绝的蝉，甚至变成过时的抢镜的人。”

　　1954年底，茜茜因为肺炎去世了。钱德勒的生活分崩离析，再也没能恢复过来。他写信给汉密尔顿：“她是我的生命之光，是我的全部奢望。我做过的所有事情，不过是为她暖手的火。”

　　他开始更加严重的酗酒，1955年2月开枪自杀，但第一枪打偏，第二枪哑火，警方及时赶到，阻止了第三枪。对孤独的恐惧让其他女人进入了他的生活，他却继续过着孤独的日子。

　　侦探马洛也是个孤独的人。他对女人的冷淡、对男性友谊的忠诚、对性交的厌恶——直到《漫长的告别》，我们才第一次看到马洛与女人发生性关系——引起了后人对钱德勒厌女症和性取向的很多猜测。在所著传记中，威廉斯将马洛对女人的态度，归因于钱德勒幼年时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和英国公立学校对性的拒斥。所谓的“腐国”成全了马洛这样一个硬汉。

　　钱德勒的经理人伯尼丝·鲍姆加滕显然是个敏感的女人。拿到《漫长的告别》手稿后，她担心马洛在社会良知、孤立无援和男性友谊的路上走得太远，于是写信给钱德勒，指出马洛已经“变成了一个近似基督的人物”。作家觉得经理人对他的误解不可原谅，怒而与之分道扬镳。因为他的确是要马洛经历考验、甚至遭到背叛，却宁愿殉道也要坚持原则的。如果以前这一点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这一回他铁了心要这么处理。

　　作为钱德勒的后辈同行，美国侦探小说家安德鲁·克拉万认为，美国文化往往在知识分子不在的地方发展得最好。犯罪小说就是这样一个领域。但知识分子注定会发现马洛。文学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就钱德勒写过多篇雄文，称他为“美国生活的画师”，说他借用侦探小说的公式，通过犯罪调查进入与生活各阶层的接触，以此搭起架子，再填入具体的社会和心理描写、与环境相适的人物形象和对人生悲剧的洞察。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深以为然。他说，在钱德勒的瑞典传人亨宁·曼克尔身上可以看到，侦探小说的公式是外置的一套僵化规则，但在那没有艺术可言的护甲里面，你会发现老艺术家像小孩子一样跳着舞。

　　“默默承受宿命般的巨大力量”

　　钱德勒一心跳出犯罪小说的护甲，以文学艺术家立世，但至死未能如愿，并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失败。

　　不过，安东尼·伯吉斯将《漫长的告别》选入了1984年出版的《现代小说佳作99种》，说它“结构精美，文风简练……如果这还不能算是文学，那么什么才是呢？”

　　大诗人WH·奥登很早就看出，钱德勒真正的兴趣不在侦探小说，而在于对犯罪环境的严肃研究，“他那些有力却极度压抑的书，不该作为遁世文学来阅读和评价，而应该被视为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