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一七》与爱德华·李尔的“胡话诗”(2)

　　李尔是一位出色的博物学家、画家与诗人，尤以胡话诗著称，其诗内容荒诞不经，读来却朗朗上口、妙趣横生。人们常将他与刘易斯·卡罗尔相提并论，视作英语“胡话”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正是在评述赵元任所译卡罗尔《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1)时，周作人较早提及了李尔“没有意思的诗的专集”。他指出“只是有异常的才能的人，才能写没有意思的作品”，并引用评论家的话说：“利亚(现译李尔)的没有意思的诗与加乐尔(现译卡罗尔)的阿丽思的冒险，都非常分明地表示超越主义观点的滑稽。”

　　“没有意思”(nonsense)被当作解读李尔的入口。虽未言及李尔，赵元任为译作所写的“序”中也引入了这个关键词“nonsense”，并对此类作品大加褒奖：“我相信这书的文学价值，比起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亦比得上，不过又是一派罢了。”事实上，李尔的诗便是以“nonsense”命名，对于其中的“没有意思”不遮遮掩掩。同一时期，施蜇存以“无意思之书”为题专文介绍了李尔，认为李尔的“无意思之书”“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它的‘无意思’”。显而易见，“没有意思”也罢，“无意思”也罢，都容易造成李尔诗作“纯属娱乐”、无关宏旨的印象，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似乎关系不大。表面上看，它们构成了以救亡图存为旨归的“严肃”文学的一种补充和反拨，表现了追求轻松、怡情的趣味主义。借用施蜇存之言，它是“故作尊严的文艺思潮底下”一股幽默的潜流。

　　贰

　　李尔进入中国

　　不过，李尔进入中国并非平白无故，实则是这一时期文化运动在不同维度的展开。赵元任翻译卡罗尔、周作人论及李尔正是中国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发轫之时。1918年，蔡元培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一文中呼吁，“夫新教育所以异于旧教育者，有一要点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强调尊重儿童天性，以儿童为本位设计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在精神上与鲁迅同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口号相互呼应。赵元任与周作人的关注点皆是“儿童”：前者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界定为“一部给小孩子看的书”，后者则着重论述了施教者要充分理解“儿童时代的儿童的心情”。这一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文化“儿童意识”的觉醒。周作人在后来写道：“西洋在十六世纪发见了人，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十九世纪发见了儿童。”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反思无疑是中国本土环境下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而对于国外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则类似于“他山之石”，推动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也正是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出版的次年，鲁迅出版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写道：“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同年，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在上海问世，标举以儿童为本位的办刊宗旨。中国儿童文学泰斗叶圣陶、文化名人如赵景深、俞平伯、许地山、胡愈之、王统照等均曾为该刊供稿，翻译与创作了大批高质量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从《伊索寓言》《列那狐的故事》到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被引入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李尔进入中国也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这一历史变革时期思想、文化等诸因素合力的结果。他的胡话诗看似无关紧要、纯属儿戏，事实上却相当于间接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儿童文学阵线。如施蜇存所言，它“给儿童文学一个新的生机。”

　　李尔在当代中国的名气应归功于吕叔湘与陆谷孙两位语言学家的推介与翻译。一方面李尔被重新置于中国人的视野里，另一方面又因关注的焦点在于他的“胡话诗”而遮蔽了其旅行家与博物学家的身份。近年，《鹦鹉家族图谱》《博物之美：爱德华·李尔的博物艺术传奇》的翻译和出版将李尔的另一幅面孔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而对于他的旅行家的身份还是较少谈及。事实上，施蜇存对李尔的介绍中，就颇费了一番笔墨来强调他还是一位旅行家，指出：“他对于旅行有特殊的嗜好，游兴所至，他简直不会顾到平安与健康。”为此，施蜇存认为李尔“差不多可以与我国的徐霞客相颉颃，所不同者，一个是写成了许多纪行文，一个是画就了许多风景画。”不过，旅行的主题不仅反映在他的风景画上，也贯穿了他的胡话诗作品。这些胡话诗中的角色既有英国本土的人物，也不乏来自奥地利、希腊、土耳其、俄国、印度、中国等不同国度和文化的人物——充分反映了李尔作为旅行家的“国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