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造福于民 漫谈古代减税政策(2)

　　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公元1711年至1713年)，他还做出决策，在三年之内对全国所有省份轮流进行年度免税，使天下所有生民，都能享受到减税的普惠政策。据《清圣祖实录》记载，这三个年头虽然没有彻底免除农民所有赋税，但总体上的减免额度也非常惊人，总共达到了3260万两白银。要知道，康乾盛世时，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大约在3000万至4000万两白银左右。而据康熙自述，他执政的前五十年间，总共蠲免钱粮“逾万万两”(《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三日谕旨)。清朝敢于这么大规模地减税，固然有人口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增大的因素，但国家政策能做到如此宽松，也属难能可贵了。

　　三

　　立法减税最靠谱

　　减税其实是一项国策，既然是国策，就需要以制度和法治来保障。历代多重立税制，而轻于建立减税制度。这就出现一种怪圈，往往王朝刚建立时、国力强盛时轻徭薄赋，但随着社会生产力下降、政治积弊加深，就又回到横征暴敛上来。

　　老百姓其实不怕正常的赋税，怕的是苛捐杂税，怕的是灾年时仍然维持不变的赋税。所以，为了不使税收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恶政，就必须给税制打个“补丁”，修补制度本身的缺陷。在历史上，也有过通过税制改革以实现减税的案例。

　　唐朝的“两税法”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改革。“两税法”是由唐德宗时代的名臣杨炎创立的，核心意思是，改变以往以人头计税的方法，改以财产、土地多寡为标准进行收税。因为这种税制要每年夏、秋两季收税，故称之为“两税法”。

　　这个办法表面上看只不过更改了计税方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计税本质上看，确实起到了对大多数百姓减免赋税的作用。

　　在此之前，家产只有几亩地的贫穷百姓，和良田万顷、资产巨万的贵族富豪按同样的标准纳税，对百姓非常不公平。而朝廷索用无度，大量的经济负担全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贫者益贫，富者益富。

　　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冲击，大量农民失去了田地，但仍然要按人头交税，负担非常沉重；同时，由于唐朝中央的控制力减弱，藩镇在税目、税额、截留方面自主权非常大，税目越来越繁杂、征收越来越多、老百姓越来越困顿，而中央财政收入却越来越少。

　　两税法的出现，从税收层面推动了社会公平，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平民、贫困百姓可以适当减少纳税负担，无疑缓和了社会矛盾。

　　据《通典·赋税下》记载，两税法实行一年后，朝廷的财政收入从唐代宗时代的每年1200万贯，增长到唐德宗时代的3000余万贯。可以说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唐德宗的孙子唐宪宗之所以能平定藩镇、取得“元和中兴”，与百姓负担减轻、社会矛盾缓和是分不开的。

　　明朝万历年间，由张居正总结推广的“一条鞭”法，也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一条鞭法的核心思想与两税法相近，但在税制思想上又进了一步。据《明史·食货志》载，一条鞭法是“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意思大概是，以往的田租也好、力役也好，还有其他杂税，由朝廷统一折价按白银计算，百姓只需要交这些银子，其余不用再交纳、承担别的赋役。好处在哪呢？其一，标准明确，百姓不用再受各级官吏盘剥；环节变少，压缩了各级地方官吏贪腐截扣的空间；其二，解放了百姓的力役负担，让他们能够专心于农业生产。

　　制度性、法治性的减税，相比于皇帝心血来潮式的恩典，无疑更具有长效性和历史意义，不仅使当时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也逐步推动着税制思想的演进，可谓功莫大焉。故而《明史·张居正传》对张居正也作了公允的历史评价：“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四

　　农民交税越来越少

　　除了上述几种减税形式，在晚清时，还出现过一种颇为独特的减税方式：农业税结构性减税。

　　清代前期，赋税来源主要分田赋、盐课、关税和杂税。所谓田赋就是指的农业税，清朝开国直至1851年，在四项税收之中，田赋占比一直高达62%至87%，这表明，清前期是以农业税为主、工商税为辅的赋税结构。

　　但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方大量省份因战乱无法缴纳赋税，中央财政收入急剧下降。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各省开始自主探索设立厘金制度，即工商税。再加上门户开户贸易额猛增，海关税收入也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