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造福于民 漫谈古代减税政策(3)

　　清朝的税收结构从此发生重大变化。最令人瞩目的是总额显著提高。从1874年开始，税收由以往的岁入3000万至4000万两白银，迅速增至6000余万两，1881年增至8000余万两，甲午战后更是突破1亿两大关，1908年达到2.3亿两，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居然达到惊人的2.9亿两。即使考虑鸦片战争后世界白银价格下跌一倍，清末的财政收入也相当于康乾时期的三倍还多。

　　如此巨大的涨幅，主要源自厘金和海关税。两者在所有税目中占比最高达到49%，而农业税占比则越降越低，1911年跌至谷底，只有27%(数据引自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两重原因：一方面，清廷为了应付暴增的军费和巨额战争赔款，特别是马关条约要支付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不得不设法增收；二者，当时清朝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已向近代工业、商业转型，商品流通提供了税收大幅上涨的基础。

　　因为农业税所占比例下降，清朝便放松了对农业税的征敛。据估算，清朝末年田赋占的农业总收入的比重只要2.52%，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农业税率。而回顾1766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一年、清朝国力鼎盛的时代，当时的农业税率为5.03%，也就是说，农民的负担降了一半(数据引自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这一现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对中国老百姓有着特殊意义。在一贯视“种田纳粮”为天经地义的农民看来，减免税收不仅意味着减轻经济负担，他们更看重的，是政策背后蕴含的与民休息的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