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簋的题跋之谜(2)

　　据罗振玉所题“辛酉冬”，可知罗氏曾于1921年末，将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国维鉴赏品题。至于跋中提及“拓奉永观先生亲家清鉴”，以“亲家”相称，乃是因1919年罗振玉三女儿罗孝纯与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结亲，故罗、王二人就此成了儿女亲家。

　　因次年(1922)春节为公历1月28日，“明年正月题记”，即指罗氏于1922年1月28日或之后不久题记。据此可知，王国维题跋所署“十二月十一日”，实为1922年1月18日。这一题跋时间，要早于后世研究者惯常以为的1923年8月前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经验之谈”，乃是依据后世流传的所谓“遗书本”《观堂集林》。

　　且说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为纪念其人其学，其友人罗振玉、弟子赵万里编印遗著，王氏代表作《观堂集林》均辑入，共计二十四卷。

　　后世读者较易获见的《秦公敦跋》一文，均出自这两部“遗书本”。将《秦公敦跋》(定本)与直接题写在秦公簋拓片一侧的跋文“原本”相比较，不难发现文字措辞上的细微差异，以及研究结论上的微妙变迁，乃至一些重要历史信息的增删去留。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此跋 “原本”未曾言秦公簋“出甘肃秦州”。“原本”中曾言“盖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盖九字乃汉初所凿”云云，“定本”中则将那个器盖刻铭中未曾识别的首字(即以□标示者)，终于辨识了出来，称其为篆文“卥”字，音“西”，同“西”字，实指“汉陇西县名”，并据此又从《史记·秦本纪》中查考，将器盖刻铭的年代改订为“秦汉间”。诸此种种，都说明王国维在初次题跋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题跋“原文”中一些未解难解之处，续有考察并逐一完善，遂成此“定本”。

　　值得一提的是，此跋“定本”删除了“原本”中对秦公簋拓片来源的记载，还将题跋时间改为了“癸亥八月”，则颇耐人寻味。“原本”中末句所云，“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因记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这一历史信息一旦删除，则很容易让后世读者及研究者误以为王国维初观初题此拓时为“癸亥八月”，即1923年9月中旬，而非“辛酉孟冬”(即1921年末初次得观、1922年初初次题跋)。

　　王氏生前曾发表“跋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罗、赵二人印行“遗书本”之前，王国维生前就正式发表过一篇《秦公敦跋尾》，时为1926年6月。

　　当时，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北京《弘毅》月刊第1卷第2期上，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可如今检视，此文宛然已具所谓“定本”之基本，文本细节上的差异也颇可玩味。

　　《秦公敦跋尾》一文，与今通行《秦公敦跋》之“定本”，文本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偶有个别字的差讹，或可视作在刊印过程中的手误，而并非作者之误。

　　通览《秦公敦跋尾》一文，刊发时有明确的标点断句，且标点断句十分准确，几无一处差讹，或可揣测为王国维本人亲自标点断句，方得此种效果。另一方面，此文与《秦公敦跋》相比较，最为重要的差异，乃是末段“并记”，为今传“定本”所无，甚为宝贵。

　　这一段“并记”的内容表明，王国维早已确证秦公簋器、盖内部的铭辞为“范铸”。且一字一范，为铸此铭，竟计有百字百范之多，已可视作中国古代活字之祖了。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弘毅》月刊于1926年5月创刊于北京，由北京清华学校弘毅学会总会月刊社编辑部创办。此刊停刊于1927年，目前已知者计有1926年5月第1卷第1期至1927年3月第3卷第3期，共8期。

　　发表《秦公敦跋尾》一文的该杂志第1卷第2期，发刊时为1926年6月。此时，王国维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弘毅》月刊上发表文章，乃属顺理成章之事。也正是因此文的存世，王国维为秦公簋题跋的“版本”，也至少可以确证为三种。

　　遗憾的是，罗、赵二人印行“遗书本”前，可能均未曾看过《秦公敦跋尾》一文，否则不可能在印行之际，将王国维生前发表的那一段“并记”遗漏。

　　在为自己收藏的罗氏所赠秦公簋拓片题跋之后不久，王国维可能还曾为马衡所藏秦公簋拓片题跋，且这一题跋，可能才是“癸亥八月”之“定本”的来源所在。

　　从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致马衡的信中可以看出，马衡将其所藏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国维。无独有偶，在陈乃乾于1930年辑印的《观堂遗墨》(二卷本)中，还辑有王国维为徐乃昌(字积余，号随庵)所藏秦公簋拓片题跋一纸(题于“癸亥二月”，即1923年3月17日)，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留的“初题”与可能为马衡的“二题”之外，王氏为秦公簋拓片的第三次题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