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簋的题跋之谜(3)

　　王国维为商议题跋事致徐氏的一通信札显示，王氏为古器拓片题跋，不仅有着严谨精审的学术标准，对拓片装裱以及题跋位置也有着周密考虑。他为徐氏所藏秦公簋拓片的题跋，实为单独题写的一长条纸本，这样做对于徐氏将之与拓片一同装裱，则更为便利。

　　罗振玉“拙”中寻得秦公簋

　　秦公簋的面世，颇具戏剧性。其收藏者张广建一度对秦公簋不以为然，直到被罗振玉发现其中文字，才得以名声大振。

　　据罗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国维信中云，当时罗氏赴甘肃公干，时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向其展示藏品，罗氏觉得“无甚奇品”，却“无意中见一至宝”。原来，“张颇储铜器，率无可观，弟问以甘肃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张所以不见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绝，中有‘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

　　看来，秦公簋原藏者张广建，起初并不觉得此器有何特别之处，甚至还因其“形至拙”，而不愿意拿出来让罗振玉品鉴。由此可见，罗振玉确实是“无意中见一至宝”。

　　随后，罗振玉“与商拓墨，初甚吝，后介一拓工，强请之，乃拓三份，彼留其二，以一本见畀”。可见，经罗氏鉴定之后，张广建获知秦公簋具有独特价值，连拓片也不愿意赠予，好不容易在“强请之”的情况下拓了三份，只赠了一份给罗氏。

　　得此拓片之后，罗氏告知王国维，“昨匆匆草一跋尾，当寄与易墨本二三纸，当可必得，得后当奉赠其一也。先将所得一本奉览(海内孤本，幸郑重收贮)，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将来流传必少，何不影照付《亚洲学术》，印之卷首，以流传之(须照原大，不可缩小)”。

　　罗氏计划将其为秦公簋拓片的题跋，寄呈张广建，希望以此再换取拓片“墨本二三纸”，“得后当奉赠其一”，即转赠其中一份给王国维。不过，在达成这一计划，寄呈张氏之前，罗氏先将那一份仅是的拓片与题跋寄呈王氏，建议其将拓片影印下来，交付《亚洲学术》印出，以供流传。此后，罗振玉于1921年11月27日致王国维信中又称：“秦敦拓本存尊处者即以奉赠，影照后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

　　可能因某种原因，罗氏后来又获得了张氏奉赠的多张拓片，不必再将先前寄呈王国维的那一份拓片索回，所以就直接留赠给了王氏。正是在获赠此拓之后，王氏为之题跋，并于跋尾郑重署记“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因记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

　　事实上，罗振玉先后所获张广建所赠秦公簋(敦)拓片，应有相当数量，马衡、徐乃昌所藏者，可能都来自罗氏转赠。随着这些拓片与题拓的流传，秦公簋盛名远播，向原藏者张氏索求拓片者，也络绎不绝，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就是其中一员。据笔者所见，存世尚有一件罗振玉于1926年题“引首”的秦公簋全形拓裱件，即为傅增湘所藏，此件有邓邦述、陈三立、朱孝臧、袁克文等多位宿儒名流题跋。

　　青铜器的“铭”文之宝

　　青铜器，古时称金或吉金，是重要的文物研究门类之一。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综观来说，不外乎五个关键字：形、花、铭、工、皮。以科学考古学视角来看，分别对应造型艺术、装饰纹样、铭文书法、冶铸工艺、腐蚀机理五大研究角度。秦公簋就属于铭文书法之列。

　　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有深远的历史背景，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构成。一方面，青铜器铭文因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显得极为珍贵；另一方面，铭文是当时语言的载体，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资料，故十分重要。由于我国的学术界素来保有重视典籍的优良传统，经过对铭文长期的研究，已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铭辞学。更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器铭文也是书法的载体，成为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不少青铜器，其中就包括楚王鼎、六年琱生簋、作册般甗、天亡簋、蔡侯申尊等上有铭文的青铜器。

　　楚王鼎直腹，底微圆，双长方形耳，三兽形足外撇。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器中部有弦纹一周，弦纹上满饰细密变形的涡纹。在器口、盖内、腹部刻铭文64字，说明此鼎是楚幽王熊悍(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用缴获的兵器铸成的。